稗边小缀

    鲁迅纂

    《古镜记》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改题《王度》，注云：出《异闻集》。《太平御览》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事，作隋王度《古镜记》，盖缘所记皆隋时事而误。《文苑英华》七百三十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则度实已入唐，故当为唐人。惟《唐书》及《新唐书》皆无度名。其事迹之可藉本文考见者，如下：

    大业七年五月，自御史罢归河东；六月，归长安。

    八年四月，在台；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

    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赈给陕东。

    十年，弟自六合丞弃官归，复出游。

    十三年六月，归长安。

    由隋入唐者有王绩，绛州龙门人，《唐书》一九六《隐逸传》云：“大业中，举孝悌廉洁，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罗网在天下，吾且安之！’乃还乡里。……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则《唐书》之绩及凝，即此文之及度，或度一名凝，或《唐书》字误，未能详也。《新唐书》一九二亦有绩传，云：“贞观十八年卒。”时度已先殁，然不知在何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四类书类有《古镜记》一卷，云：“右未详撰人，纂古镜故事。”或即此。《御览》所引一节，文字小有不同。如“为下邽陈思恭义女”下有“思恭妻郑氏”五字，“遂将鹦鹉”之“将”作“劫”，皆较《广记》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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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江总白猿传》据明长州顾氏《文房小说》覆刊宋本录，校以《太平广记》四百四十四所引，改正数字。《广记》题曰《欧阳纥》，注云：出《续江氏传》，是亦据宋初单行本也。此传在唐宋时盖颇流行，故史志屡见著录：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右不详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

    《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猿，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隋唐嘉话》中。其诗云：“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玃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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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魂记》见《广记》三百五十八，原题《王宙》，注云出《离魂记》，即据以改题。“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九字，当是衍文，今删。玄祐，大历时人，余未知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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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中记》今所传有两本，一在《广记》八十二，题作《吕翁》，注云出《异闻集》；一见于《文苑英华》八百八十三，篇名撰人名毕具。而《唐人说荟》竟改称李泌作，莫喻其故也。沈既济，苏州吴人《元和姓纂》云吴兴武康人，经学该博，以杨炎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时，炎得罪，既济亦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吏部员外郎，卒。撰《建中实录》十卷，人称其能。《新唐书》百三十二有传。既济为史家，笔殊简质，又多规诲，故当时虽薄传奇文者，仍极推许。如李肇，即拟以庄生寓言，与韩愈之《毛颖传》并举《国史补》下。《文苑英华》不收传奇文，而独录此篇及陈鸿《长恨传》，殆亦以意主箴规，足为世戒矣。

    在梦寐中忽历一世，亦本旧传。晋干宝《搜神记》中即有相类之事。云“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百二十六引。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钞合，失收此条。盖即《枕中记》所本。明汤显祖又本《枕中记》以作《邯郸记传奇》，其事遂大显于世。原文吕翁无名，《邯郸记》实以吕洞宾，殊误。洞宾以开成年下第入山，在开元后，不应先已得神仙术，且称翁也。然宋时固已溷为一谈，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旹《宾退录》皆尝辨之。明胡应鳞亦有考正，见《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

    《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文，多本《异闻集》。其书十卷，唐末屯田员外陈翰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今已不传。据《郡斋读书志》十三云：“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及见收于《广记》者察之，则为撰集前人旧文而成。然照以他书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颇有违异。或所据乃别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详也。此集之《枕中记》，即据《文苑英华》录，与《广记》之采自《异闻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广记》作“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担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燕黄粱为馔”。后来凡言“黄粱梦”者，皆本《广记》也。此外尚多，今不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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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氏传》见《广记》四百五十二，题曰《任氏》，不著所出，盖尝单行。“天宝九年”上原有“唐”字。案《广记》取前代书，凡年号上著国号者，大抵编录时所加，非本有，今删。他篇皆仿此。

    ————右第一分

    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清赵钺及劳格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云，见于《文苑英华》。先未写出，适又无《文苑英华》可借，因据《广记》三百九十一录其文，本题《郑钦悦》，则复依赵钺劳格说改也。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李吉甫字弘宪，赵人，贞元初，为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旋复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赠司空，谥忠懿。两《唐书》旧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传。郑钦悦则《新唐书》二百附见《儒学赵冬曦传》中。云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右补阙，内供奉。雅为李林甫所恶。韦坚死，钦悦时位殿中侍御史，尝为坚判官，贬夜郎尉，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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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氏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五，题下注云许尧佐撰。《新唐书》二百《儒学·许康佐传》云：“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其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柳氏事亦见于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自云开成中在梧州闻之大梁夙将赵唯，乃其目击。所记与尧佐传并同，盖事实也。而述翃复得柳氏后事较详审，录之：

    后罢府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列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阕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

    后来取其事以作剧曲者，明有吴长儒《练囊记》，清有张国寿《章台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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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毅传》见《广记》四百十九卷，注云出《异闻集》。原题无传字，今增。据本文，知为陇西李朝威作，然作者之生平不可考。柳毅事则颇为后人采用，金人已摭以作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尚仲贤有《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李好古亦有《张生煮海》；明黄说仲有《龙箫记》。用于诗篇，亦复时有。而胡应麟深恶之，曾云：“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旧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卤莽。今特拈出，为学诗之鉴。”《笔丛》三十六申绎此意，则为凡汉、晋人语，倘或近情，虽诳可用。古人欺以其方，即明知而乐受，亦未得为笃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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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章武传》出《广记》卷三百四十。原题无传字，篇末注云出李景亮为作传，今据以加。景亮，贞元十年详明政术可以理入科擢第，见《唐会要》，余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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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小玉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七，题下注云蒋防撰。防字子徵《全唐文》作微，义兴人，澄之后。年十八，父诫令作《秋河赋》，援笔即成。于简隧妻以子。李绅即席命赋《鞲上鹰》诗。绅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明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八十六。长庆中，绅得罪，防亦自尚书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贬汀州刺史《旧唐书·敬宗纪》，寻改连州。李益者，字君虞，系出陇西，累官右散骑常侍。太和中，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称君虞为“文章李益”以别之，见《新唐书》二百三《李华传》。益当时大有诗名，而今遗集苓落，清张澍曾裒集为一卷，刻《二酉堂丛书》中，前有事辑，收罗李事甚备。《霍小玉传》虽小说，而所记盖殊有因，杜甫《少年行》有句云：“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即指此事。时甫在蜀，殆亦从传闻得之。益之友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亦两《唐书》旧一六五新一六二皆有传。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明汤海若尝取其事作《紫箫记》。

    ————右第二分

    李公佐所作小说，今有四篇在《太平广记》中，其影响于后来者甚钜，而作者之生平顾不易详。从文中所自述，得以考见者如次：

    贞元十三年，泛潇湘、苍梧。《古岳渎经》十八年秋，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南柯太守传》

    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从事受使至京，回次汉南。《冯媪传》八年春，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谢小娥传》冬，在常州。《经》九年春，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经》十三年夏月，始归长安，经泗滨。《谢传》

    《全唐诗》末卷有李公佐仆诗。其本事略谓公佐举进士后，为钟陵从事。有仆夫执役勤瘁，迨三十年。一旦，留诗一章，距跃凌空而去。诗有“颛蒙事可亲”之语，注云“公佐字颛蒙”，疑即此公佐也。然未知《全唐诗》采自何书，度必出唐人杂说，而寻检未获。《唐书》七十《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备身公佐，为河东节度使说子，灵盐朔方节度使公度弟，则别一人也。《唐书·宣宗纪》载有李公佐，会昌初，为杨府录事，大中二年，坐累削两任官，却似颛蒙。然则此李公佐盖生于代宗时，至宣宗初犹在，年几八十矣。惟所见仅孤证单文，亦未可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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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岳渎经》出《广记》四百六十七，题为《李汤》，注云出《戎幕闲谈》，《戎幕闲谈》乃韦绚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笔甚明。元陶宗仪《辍耕录》三十云：“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处及篇名皆具，今即据以改题，且正《广记》所注之误。经盖公佐拟作，而当时已被其淆惑。李肇《国史补》上即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汤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验今本《山海经》无此语，亦不似逸文。肇殆为公佐此作所误，又误记书名耳。且亦非公佐据《山海经》逸文，以造《岳渎经》也。至明，遂有人径收之《古逸书》中。胡应鳞《笔丛》三十二亦有说，以为“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罗泌《路史》辩有《无之祁》；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所引文亦与《广记》殊有异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号作水号；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轻二字无；闻字无；章律作童律，下重有童律二字；鸟木由作乌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丛；以数千载作以千数；大索作大械；末四字无。颇较顺利可诵识。然未审元瑞所据者为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据改。

    朱熹《楚辞辩证》下云：“《天问》，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祁，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是宋时先讹禹为僧伽。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十四淮南东路盱眙军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则复讹巫支祁为水母。褚人获《坚瓠续集》二云：“《水经》载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见。形一猕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执之。遂锁于龟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过龟山，令力士起而视之。因拽铁索盈两舟，两千人拔之起。仅一老猿，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是又讹此文为《水经》，且坚嫁李汤事于明太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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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柯太守传》出《广记》四百七十五，题《淳于棼》，注云出《异闻录》。传是贞元十八年作，李肇为之赞，即缀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国史补》乃云“近代有造谤而著者，《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约越十年，遂诋之至此，亦可异矣。《棼》事亦颇流传，宋时，扬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见《舆地纪胜》三十七淮南东路引《广陵行录》。明汤显祖据以作《南柯记》，遂益广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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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江冯媪传》出《广记》三百四十三，注云出《异闻传》。事极简略，与公佐他文不类。然以其可考见作者踪迹，聊复存之。《广记》旧题无传字，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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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小娥传》出《广记》四百九十一，题李公佐撰。不著所从出，或尝单行欤，然史志皆不载。唐李复言作《续玄怪录》，亦详载此事，盖当时已为人所艳称。至宋，遂稍讹异，《舆地纪胜》三十四江南西路记临江军人物，有谢小娥，云：“父自广州部金银纲，携家入京，舟过霸滩，遇盗，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后佣于盐商李氏家，见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盗乃李也。心衔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举室酣醉。娥尽杀其家人，而闻于官。事闻诸朝，特命以官。娥不愿，曰：‘已报父仇，他无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池坊尼寺是也。”事迹与此传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邈与傅雱之间，殆已以小娥为北宋末人矣。明凌蒙初作通俗小说《拍案惊奇》十九，则据《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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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简作《李娃传》，亦应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制传奇，且亦促侪辈作之矣。《传》今在《广记》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异闻集》。元右君宝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衮作《绣襦记》，皆本此。胡应麟《笔丛》四十一论之曰：“娃晚收李子，仅足赎其弃背之罪，传者亟称其贤，大可哂也。”以《春秋》决传奇狱，失之。行简字知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弟也。贞元末，登进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冬，病卒。两《唐书》皆附见居易传旧一六六新一一九。有诗二十卷，今不存。传奇则尚有《三梦记》一篇，见原本《说郛》卷四。其刘幽求一事尤广传，胡应麟《笔丛》三十六又云：“《太平广记》梦类数事绵类此。此盖实录，余悉祖此假托也。”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之《凤阳士人》，盖亦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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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郛》于《三梦记》后，尚缀《纪梦》一篇，亦称行简作。而所记年月为会昌二年六月，时行简卒已十七年矣。疑伪造，或题名误也。附存以备检：

    行简云：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其女，国色也。尝因昼寝，梦至一处，朱门大户，棨戟森然。由门而入，望其中堂，若设燕张乐之为，左右廊皆施帏幄。有紫衣吏引张氏于西廊幕次，见少女如张等辈十许人，花容绰约，钗钿照耀。既至，吏促张妆饰，诸女迭助之理泽傅粉。有顷，自外传呼：“侍郎来！”自隙间窥之，见一紫绶大官。张氏之兄尝为其小吏，识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书来！”又有识者，并帅王公也。逡巡，复连呼曰：“某来！”“某来！”皆郎官以上，六七个坐厅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进，金石丝竹铿，震响中署。酒酣，并州见张氏而视之，尤属意。谓曰：“汝习何艺能？”对曰：“未尝学声音。”使与之琴，辞不能。曰：“第操之！”乃抚之而成曲。予之筝，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习也。王公曰：“恐汝或遗。”乃令口受诗：“鬟梳闹扫学宫妆，独立闲庭纳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张曰：“且归辞父母，异日复来。”忽惊啼，寤，手扪衣带，谓母曰：“尚书诗遗矣！”索笔录之。问其故，泣对以所梦，且曰：“殆将死乎？”母怒曰：“汝作魇耳。何以为辞？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亲有持酒肴者，又有将食昧者。女曰：“且须膏沐澡渝。”母听，良久，艳妆盛色而至。食毕，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时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衾而寝。父母环伺之，俄尔遂卒。会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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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而鸿之事迹颇晦，惟《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陈鸿《大统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案当作乙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书始成，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华》三九二有元稹撰《授丘纾陈鸿员外郎制》，云：“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陈鸿，坚于讨论，可以事举，可虞部员外郎。”可略知其仕历。《长恨传》则有三本。一见于《文苑英华》一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后，云出《丽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异，疑经张君房辈增改以便观览，不足据。一在《广记》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实丛刊者皆此本，最为广传。而与《文苑》本亦颇有异同，尤甚者如“其年夏四月”至篇末一百七十二字，《广记》止作“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而已。自称前秀才陈鸿，为《文苑》本所无，后人亦决难臆造，岂当时固有详略两本欤，所未详也。今以《文苑英华》较不易见，故据以入录。然无诗，则以载于《白氏长庆集》者足之。

    《五色线》下引陈鸿《长恨传》云：“贵妃赐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胜罗绮。”今三本中均无第二三语。惟《青琐高议》七中《赵飞燕别传》有云：“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盖引者偶误，非此传逸文。

    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今尚广行。蜗寄居士有杂剧曰《长生殿补阙》，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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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老父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五。《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则曾单行。传末贾昌述开元理乱，谓“当时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亦大有叙“开元升平源”意。又记时人语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同出于陈鸿所作传，而远不如《长恨传》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为世传诵，则以无白居易为作歌之为之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为吴兢所撰，记姚元藉借骑射邀恩，献纳十事，始奉诏作相事。司马光驳之曰：“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案兢，汴州浚仪人，少励志，贯知经史。魏元忠荐其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私撰《唐书》《唐春秋》，叙事简核，人以董狐目之。有传在《唐书》旧一百二新一三二。《开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陈鸿作，《宋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始著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又《开元升平源》一卷。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并后来所题。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东城老父传》之后，以从《通鉴考异》写出，故仍题兢名。

    ————右第三分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以校书郎累仕至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卒于镇，年五十三。两《唐书》旧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传。于文章亦负重名，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长庆集》六十卷存。《莺莺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当时已有杨巨源李绅辈作诗以张之；至宋，则赵令畴拈以制《商调·蝶恋花》在《侯鲭录》中；金有董解元作《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亦有《南西厢记》，周公鲁有《翻西厢记》；至清，查继佐尚有《继西厢》杂剧云。

    因《莺莺传》而作之杂剧及传奇，曩惟王关本易得。今则刘氏暖红室已刊《弦索西厢》，又聚赵令畴《商调·蝶恋花》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难致矣。

    《莺莺传》中已有红娘及欢郎等名，而张生独无名字。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九云：“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客中无赵令畴《侯鲭录》，无从知《商调·蝶恋花》中张生是否已具名字。否则宋时当尚有小说或曲子，字张为君瑞者。漫识于此，俟有书时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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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行纪》余所见凡三本。一在《广记》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顾氏《文房小说》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卫公外集》内，是明刊本。后二本较佳，即据以互校转写，并从《广记》补正数字。三本皆题牛僧孺撰。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权贵，因不得意。后渐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累贬为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赠太尉，谥文简。两《唐书》旧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传。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志书》十三云：“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入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等录，亡只词搆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于戏，二子者，用心睹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海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诉者。”乞灵于果报，殊未足以餍心。然观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至欲持此一文，致僧孺于族灭，则其阴谲险狠，可是实甚。弃之者众，固其宜矣。论犹在集外集四中，移录于后：

    言发于中，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玩其辞而见其意矣。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书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纵司马取魏之渐，用田常有齐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党若山，不可动摇。欲有意摆撼者，皆遭诬坐，莫不侧目结舌，事具史官刘轲《日历》。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儿”，以代宗皇后为“沈”，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故贮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书，力未胜而罢。余读国史，见开元中，御史汝南、子谅弹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图谶。虽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数。自裴晋国与余凉国名不便彭原程赵郡绅诸从兄，嫉太牢如仇，颇类余志。非怀私忿，盖恶其应谶也。太牢作镇襄州日，判复州刺史乐坤《贺武宗监国状》曰：“闲事不足为贺。”则恃姓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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