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书概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

    周篆委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与纯焉。

    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为小篆。而高、敬之书迄无所存，然安知不即杂于世所传之小篆中耶？卫恒《书势》称李斯篆，并言“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是喜固伟然足自立者。后世乃传有喜所书之《大风歌》，书体甚非古雅，不问而知为伪物矣。

    玉箸之名仅可加于小篆，舒元舆谓“秦丞相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是也。顾论其别，则颉籀不可为玉箸；论其通，则分、真、行、草，亦未尝无玉箸之意存焉。

    玉箸在前，悬针在后。自有悬针，而波、磔、钩、挑由是起矣。悬针作于曹喜，然籀文却已预透其法。

    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乃可，不然，恐涉于描字也。

    篆书要如龙腾凤翥，观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

    篆之所尚莫过于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两病，“韧”字乃要诀也。

    魏初邯郸生传古文，同时惟卫觊亦善之，余无闻焉。盖古文有字学，有书法，必取相兼，是以难也。虽三代遗器款识，后世亦多有从事者，然但务识字，已矜绝学。使古人复作，其遂餍志也耶？

    款识之学，始兴于北宋。欧公《集古录》称刘原父博学好古，能读古人铭识，考知其人事迹，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见遗。今观《毛伯敦》《龚伯彝》《叔高父煮簋》《伯庶父敦》诸铭，载录中者皆是也。时太常博士杨南仲亦能读古文篆籀，原父释《韩城鼎铭》，公谓与南仲所写时有不同。盖虽未判两家孰是，而古文之难读见矣。郑渔仲《金石略》，自晋姜鼎迄轵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谓多乎？然如未详其辞何！

    古文字少，故有无偏旁而当有偏旁者，有语本两字而书作一字者。自大小篆兴，孳乳益多，则无事此矣。然大辂之中，椎轮之质固在。

    隶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钟、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称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盍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体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邈书直是正书”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隶释》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愔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曰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饬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入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钟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籀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钟繇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涂径有别。波磔小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

    以篆隶为古，以正书为今，此只是据体而言。其实书之辨全在身分斤两，体其末也。

    世言汉刘德升造行书，而晋《卫恒传》但谓“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初不谓行书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书品，庾肩吾已论次之。盖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钟繇上之上云。

    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

    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许叔重谓“汉兴有草书”，卫恒《书势》谓“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齐相杜度号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于度矣。或又以褚先生补《史记》尝云：“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遂谓孝武时已有草书。然解人第以裨谌草创、屈原属草稿例之，且彼以真、草对言，岂孝武时已有真书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论之备矣。世误以为章帝，由见《阁帖》有汉章帝书也。然章草虽非出于章帝，而《阁帖》所谓章帝书者，当由集章草而成。《书断》称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阁帖》张芝书末一段，字体方匀，波磔分明，与前数段不同，与所谓章帝书却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仅可谓草书。大抵章草用笔结字，取乎有制。孙过庭言“章务检而便”，盖非检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阁帖》皇象草书，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平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以示别焉。

    黄长睿言分波磔者为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昔人亦有谓各字不连绵曰章草、相连绵曰今草者。按草与章草，体宜纯一，世俗书或二者相间，乃所谓“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者也。

    汉篆《祀三公山碑》“屡”字，下半带行草之势；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

    萧子良云：“稿书者，董仲舒欲言灾异，稿草未上，即为稿书。”按此所谓“稿”，其字体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韦续言“稿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兴嗣《千字文》：“杜稿钟隶。”稿之名似乎惟草当之。然黄山谷于颜鲁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稿》，谓其真、行、草法皆备，可见稿不拘于一格矣。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于篆、隶、正书之意法，有对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属也。

    移易位置，增减笔画，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

    草书结体贵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长偏短，两旁有偏争偏让皆是。庸俗行草结字之体尤易犯者，上与左小而瘦，下与右大而肥。其横竖波磔、用笔之轻重亦然。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

    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

    地师相地，先辨龙之动不动，直者不动而曲者动，盖犹草书之用笔也。然明师之所谓曲直，与俗师之所谓曲直异矣。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

    草书渴笔，本于飞白。用渴笔分明认真，其故不自渴笔始。必自每作一字，笔笔皆能中锋双钩得之。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

    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濛，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及草书”，有以也。

    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石鼓文》，韦应物以为文王鼓，韩退之以为宣王鼓，总不离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谓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见即为“吾车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辞醇字古，与丰碑显异耶？《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诅楚文》，字体在大、小篆间。论小篆者，谓始于秦而不始于李斯，引此文为证，盖以为秦惠文王时书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与？

    《阁帖》以正书为程邈隶书，盖因张怀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汉隶《开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尝不“真正”哉！亦何尝不与后世之正书异也！

    汉人书隶多篆少，而篆体方扁，每骎骎欲入于隶。惟《少室》《开母》两石阙铭雅洁有制，差觉上蔡法程于兹未远。

    《集古录》跋尾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器铭刻备有，至后汉以来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案前汉墓碑固无，即他石刻亦少，此鲁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价与！

    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旁礴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华山》《郭泰》《夏承》《郙阁》《鲁峻》《石经》《范式》诸碑，皆世所谓蔡邕书也。《乙瑛》《韩敕》《上尊号》《受禅》诸碑，皆世所谓钟繇书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献帝初。谈汉碑者，遇前辄归蔡，遇后辄归钟，附会犹为近似。至《乙瑛》《韩敕》二碑，时在钟前，《范式碑》时在蔡后，则尤难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达，钟繇茂密”。余谓两家之书同道，洞达正不容针，茂密正能走马。此当于神者辨之。

    称钟繇、梁鹄书者，必推《乙瑛》《孔羡》二碑。盖一则神超，一则骨炼也。《乙瑛碑》时在钟前，自非追立，难言出于钟手，至《孔羡》则更无疑其非梁书者。《上尊号碑》及《受禅碑》，书人为钟为梁，所传无定。其书愈工而垢弥甚，非书之累人，乃人之累书耳。

    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盖由于分书先不及也。过庭《书谱》谓“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无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今欲求子玉草书，自《阁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见。然两言津逮，足当妙迹已多矣。

    张伯英草书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盖隔行不断，在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

    评钟书者，谓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评张书者，谓如班输构堂，不可增减，此难知也。然果能于钟究拙中之趣，亦渐可于张得放中之矩矣。

    晋隶为宋、齐所难继，而《孙夫人碑》及《吕望表》尤为晋隶之最。论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钟，非过也。

    索幼安分隶，前人以韦诞、钟繇、卫瓘比之，而尤以草书为极诣。其自作《草书状》云：“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其常度。”惟俶傥而弥自检，是其所以真能俶傥与？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沈著痛快极矣。论者推之为北宗，以殴阳信本书为其支派，说亦近是。然三日观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军《乐毅论》《画像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序》《告誓文》，孙过庭《书谱》论之，推极情意神思之微。在右军为因物，在过庭亦为知本也已。

    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等字，见蔡邕《石经》于从弟洽处，复见张昶《华岳碑》，是其书之取资博矣。或第以为王导携《宣示表》过江，辄谓东晋书法不出此表，以隐寓微辞于逸少。盖以见王书不出钟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钟书，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论，当不出此。

    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见于郗公求婿时，东床坦腹，独若不闻，宜其书之静而多妙也。经纶见于规谢公以“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宜其书之实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黄山谷云：“大令草书殊迫伯英。”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谓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论大令书，不必与右军相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黄山谷谓“宋宣献公、周膳部少加笔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书，不惟以妍妙胜也。其《保母砖志》，近代虽只有摹本，却尚存劲质之意。学晋书者，固尤当以劲质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书高致逸气，视诸右军，其如胡威之于父质乎？

    《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书人本难确定主名，其以为出于贞白者，特较言逸少、顾况为近耳。

    《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其论北书未尝推本于篆，故论《鹤铭》亦未尽肖也。

    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

    欧阳《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案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

    晋氏初禁立碑，语见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宋义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则知当日视立碑为异数矣。此禁至齐未弛，故范表之所请，卒寝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窦暨《述书赋》列晋、宋、齐、梁、陈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无禁，安知碑迹之盛不驾北而上之耶？

    西晋索靖、卫瓘善书齐名。靖本传言“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及靖”，此正见论两家者不可觭为轻重也。瓘之书学上承父觊，下开子恒，而靖未详受授。要之，两家皆并笼南北者也。渡江以来，王、谢、郗、庾四氏，书家最多，而王家羲、献，世罕伦比，遂为南朝书法之祖。其后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实亲受于子敬；齐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萧子云，渊源俱出二王；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髓。惟善学王者，率皆本领是当。苟非骨力坚强，而徒摹拟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诮南宗与？

    论北朝书者，上推本于汉、魏，若《经石峪大字》《云蜂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以为出于《乙瑛》；若《张猛龙》《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诸碑，则以为出于《孔羡》。余谓若由前而推诸后，唐褚、欧两家书派，亦可准是辨之。

    欧阳公跋东魏《鲁孔子庙碑》云：“后魏、北齐时书多如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跋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字画佳，往往有古法。”余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矣。

    北朝书家莫盛于崔、卢两氏。《魏书·崔元伯传》详元伯之善书云：“元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氵朁，氵朁传元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观此，则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惟自隋以后，唐太宗表章右军，明皇笃志大令《桓山颂》，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之语。及宋太宗复尚二王，其命翰林侍书王著摹《阁帖》，虽博取诸家，归趣实以二王为主。以故艺林久而成习，与之言羲、献，则怡然；与之言悦、谌，则惘然。况悦、谌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谟识隋丁道护《启法寺碑》云：“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欧阳公于是碑跋云：“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由是言可知欧、虞与道护若合一契，而魏之遗法所被广矣。推之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后人或谓出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盖犹此意，惜书人不可考耳。

    永禅师书，东坡评以“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则其实境超诣为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东坡之论，相去不知几由旬矣。

    李阳冰学《峄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题字》而变化。其自论书也，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虽未尝显以篆诀示人，然已示人毕矣。

    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赖《碧落碑》以补其阙。然凡书之所以传者，必以笔法之奇，不以托体之古也。李肇《国史补》言李阳冰见此碑，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论者以为阳冰篆笔过于此碑，不应倾服至此，则亦不然。盖人无阳冰之学，焉知其所以倾服也？即其书不及阳冰，然右军书师王廙，及其成也，过廙远甚。青出于蓝，事固多有。谓阳冰必蔑视此碑，夫岂所以为阳冰哉！至书者或为陈惟玉，或为李撰，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谓李阳冰即杜甫甥李潮，论者每不然之。观《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雍门子，长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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