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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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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后人之意，则义亦通于《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正义》盖本于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代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李太白《古风》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云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后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钟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于“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意足推风雅正宗。至骨气情采，则钟仲伟论之备矣。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苦雨》诸诗，尤为高作，故钟嵘《诗品》独称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景阳振其丽”，“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幹、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刘越石《重赠庐谌诗》：“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又称“小白相射钩”，于汉于晋，兴复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越石言“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归去来辞》亦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文中子称之曰“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神仙犹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只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余曰：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咏，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诗，于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诗清立意新。”又云：“赋诗分气象。”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近体气格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于鲍、庾、阴、何，乐推不厌。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孔门如用诗，则于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却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对》例也。
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于古之作者；《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赠张秘书》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敖器之谓其“绮密环研，要非适用”，岂尽然哉？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后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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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后人之意，则义亦通于《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正义》盖本于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代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李太白《古风》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云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后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钟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于“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意足推风雅正宗。至骨气情采，则钟仲伟论之备矣。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苦雨》诸诗，尤为高作，故钟嵘《诗品》独称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景阳振其丽”，“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幹、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刘越石《重赠庐谌诗》：“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又称“小白相射钩”，于汉于晋，兴复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越石言“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归去来辞》亦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文中子称之曰“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神仙犹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只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余曰：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咏，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诗，于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诗清立意新。”又云：“赋诗分气象。”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近体气格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于鲍、庾、阴、何，乐推不厌。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孔门如用诗，则于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却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对》例也。
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于古之作者；《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赠张秘书》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敖器之谓其“绮密环研，要非适用”，岂尽然哉？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后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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