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文概

》《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两公文一脉相通矣。

    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

    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州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老泉曰：“《孙》《吴》之简切。”殆好必从其所类耶？

    苏老泉云：“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

    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

    “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

    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

    东坡之文工而易。观其言“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分明自作赞语。文潜卓识伟论过少游，然固在坡函盖中。

    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东坡《答张文潜书》谓，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余谓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

    王震《南丰集序》云：“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序内却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为善学刘向与？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

    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至欧、曾则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较之韩，若有“智崇礼卑”之别。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曾子固《与介甫书》述欧公之言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则其学之所几与学之过当，俱可见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为崇、观间举子所宗，说见《郡斋读书后志》。观介甫《上人书》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是则《解孟》亦岂无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

    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为弃取，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谢叠山评荆公文曰：“笔力简而健。”余谓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矫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半山文其犹药乎？治病可以致生，养生或反致病。半山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语语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谓其“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刘原父文好摹古，故论者誉訾参半。然其于学无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岂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论，欧公为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朱子称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亦可见其崖略矣。李忠定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陆宣公上。然观其《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则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丰如此，其得力尚须问耶！

    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如《史记·魏世家赞》，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诀。

    义法居文之大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此言“义法”之始也。

    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实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彻之为将可见。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独不然！

    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

    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

    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而称量以出之。

    刘彦和谓“群论立名，始于《论语》”，不引《周官》“论道经邦”一语，后世诮之，其实过矣。《周官》虽有论道之文，然其所论者未详；《论语》之言，则原委具在。然则论非《论语》奚法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其斯为俊杰也与！论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视失入，其犹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论是非，所以定从违也。从违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难遍论，借一论之。一索引千钧，是何关系！

    《文赋》云：“论精微而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

    论不贵强下断语。盖有置此举彼，从容叙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

    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中语略与之同。辞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宗”、“类”二字，于文之体用包括殆尽。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故昌黎《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云：“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柳州《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书有不书，书之事显，不书之意微矣。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左传》《史记》兼用之。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文尚华者日落，尚实者日茂，其类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则古之言近于《礼》，治古之言近于《春秋》。

    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与“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

    《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

    言外无穷者，茂也；言内毕足者，密也。汉文茂，如西京；密，如东京。

    多用事与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满纸用事，未尝不空诸所有；满纸不用事，未尝不包诸所有。

    善书者，点画微而意态自足，点画大而气体不累。文之沈著、飘逸，当准是观之。

    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更当跻而上之。诵述古义，针砭末俗，文之正变，即二者可以别之。

    文有四时：《庄子》，“独寐寤言”时也；《孟子》，“向明而治”时也；《离骚》，“风雨如晦”时也；《国策》，“饮食有讼”时也。

    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

    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

    文家得力处人不能识，如东坡《表忠观碑》，王荆公问坐客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是也。用力处人不能解，如欧阳公欲作文，先诵《史记·日者传》是也。

    《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外传》作注，曰：“物一无文。”

    《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笔。《梁书·庾肩吾传》太子与湘东王书曰：“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笔对诗言者，盖言志之谓诗，述事之谓笔也。其实笔本对口谈而言，《晋书·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观此而笔之所以命名者见矣。然昌黎于笔多称文，如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