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财

    一早起来，我把有关的材料和线索又看了一遍，就一路打问着，往胡行长家里走。

    访问胡行长，是为了给一篇革命斗争回忆录补充材料。一个多月前，编辑部收到了海军某部魏政委寄来的一篇回忆录，写的是：一支不满两百人的红色游击队，被敌人重兵围困在一片苦寒的山区里。他们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整整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稿子写得很有特色，可惜有些情节太简略了，用我们编辑的话来说，“水分少了些”。于是，编辑部指派我专程赶到这个城市来，找作者充实些材料。

    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对于这一段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战斗情况做了些补充。但是，当话题接触到当时生活上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他却提供不出什么具体材料了。这情况使我十分犯难。大概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情，他把一只大手深深地插进浓黑的头发里，抓了好半天，忽然笑了笑说：“对，这样办吧！这方面的情况，你去找找咱们的‘财神爷’去。”

    将军说的这位“财神爷”，就是当年那支游击支队的供给部长、现在省人民银行的胡行长。

    抓住了这条线索，我接连向胡行长的办公室跑了几趟，都因为他工作太忙，没能见到。实在急了，我只好拿出我们常用的办法：利用星期天，赶到宿舍里去“堵”住他。

    胡行长的住处不算远，拐过两条巷子就到了。我找到了他的家，便径直闯进院里。这是一所平常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却很整洁、安静。北房门口的向阳地里，有两个人在忙着。靠右边窗下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提着把水壶往一排花盆里浇水。花盆里栽着些花不像花、菜不像菜的秧子；看样子是刚栽进土，叶子还有些蔫巴。左窗前的一位，年纪轻些，披件旧棉袄，蹲在那里，身边是一大堆碎煤球末子加水搅拌好的煤泥。他伸手从煤泥堆上抓下一坨，两手团弄几下，往窗下砖台上一搁，一个麻秸模样的煤球就做成了。他做得那么专心，那么有兴致，直到我走到他面前他才发觉。

    “对，我就是。”听我打听胡行长，他连忙张开两只满是煤泥的手，把我往门口让，“快，快请屋里坐。”

    屋里也像院子里一样，温暖、干净，陈设简单。正中的地上安着一个煤炉子；一张床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那布床单下面，露出了解放战争期间常见的那种美国军毯的边边；靠床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木椅。最显眼的要算靠墙的两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和桌前的那张半旧藤椅了。老人似乎也是主人，他先走进来，拖过了藤椅让我坐。

    正推让间，胡行长匆匆地揩着手进来了。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模样：他约莫五十出头，个子不高，背微驼，人瘦得厉害，似乎身体不很健康。只有那宽阔的前额下面的一双眼睛，却没有衰老的样子，那么清亮、和善、炯炯有神。这是属于那样的一种眼睛：在它的注视下，你什么也瞒不住；也用不着隐瞒，什么都可以向他倾吐。我敬了个礼，把介绍信递过去。他左手接信，右手迅速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是那么有劲，简直不像是这么个干瘦的人能有的；而且在两手相握的时候，我觉出他的手有些异样。偷眼一看，原来这手残废了————虎口上的肌肉凹陷下去，食指被削掉了半截。

    “噢————要抖落老账哩！”看了介绍信，他哈哈笑着坐到床沿上，两眼直盯着我，问道，“说说看，需要些什么？只要我肚里有的，记得起的，都给你谈！”

    话一出口就很干脆，显然是个开朗爽快的人。于是我直截了当地把要求说了说，并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话没落音，身后那位老人插话了：“谢他干啥？你又不是向他要银子要钱；要材料嘛，他有什么不大方的？”

    我怔住了。那边胡行长佯怒地瞪了老人一眼：“我的老爹哎，说话好生无理！什么银子呀钱的，莫不成我还克扣过你的钱财？”

    “这可难说……”

    “好了，好了！这在谈正经事呢。你不来救驾，倒跟我扯起银钱官司来啦！”胡行长说笑着，站起身给我做了介绍。

    老人笑着和我握了握手，说：“我这正是帮你的忙哩！”说罢，转身到里屋去了。

    胡行长告诉我：这老同志姓李，打游击那个时期，这人一直在山下活动，做过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交通站长，对于支持山上斗争出过好大的力，如今是县的人民代表。那时候，为了部队供应，胡行长和他打过数不清的交道。他俩抗战开始时分手，自从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时见过一面，十几年来就没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到北方来看望在军队的儿子，昨天路过这里，便留下来玩几天，顺便把胡行长三番五次要的东西带了来。

    说话间，老人从里屋出来了。他手里攥着个青布挎包，很显眼，那挎包上钉着一个大红五角星。老人把挎包往桌上一搁，说道：“你要见‘财神爷’，先得见识见识他这个‘聚宝盆’才成哩！”

    胡行长高兴得直拍手：“对，对，怎么把这玩意儿给忘了？有了它可就好办了！”

    老人且不答他的话，转头笑着问我：“你从老魏那里来，老魏没向你介绍介绍？老胡这个人真是一个钱捏得出水来，是出了名的‘皮笊篱’哩！来，我找点具体材料给你看看。”他打开挎包，掏出一个流水账簿，冲着胡行长一扬，故意板起面孔说：“你别想赖账，咱俩还真有银钱官司哩！你看，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的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他揭开账本，找出了一行，用手指戳着念下去，“‘三月十六日，收到冬根送来大洋五十八元整，米三十四斤’；‘四月七日，收到冬根送来打糕十五块，盐巴三两’……嘿，这样的东西多得很。可你再看看这一笔：‘四月八日，老根去鹤子墟购粮食，支洋九百八十元；打尖用，铜元六枚。’年轻人，你听听，这就是当今咱们的国家银行行长干的事呢！叫去办上千块大洋的东西，六天吃饭打尖只给了我六个铜子。六个！他那手多紧，要把我的喉咙捏断哩！”

    说罢，老人抹了抹胡子，开心地笑了。胡行长也跟着笑了。

    我见过不少老同志见面的时候彼此拿战争时期的趣事开些玩笑。但这番话，特别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来往账目，却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从李老手里拿过账簿看看。这是一本很标准的老式流水簿子，毛边纸，宽宽的红板格格。只是纸页发了黄，那贴着碎金红纸条的深蓝色麻布面子也磨损不堪了。里面，一笔笔账目，有收有支，日清月结，很是清楚。

    不知是因为重见了分手近三十年的旧物，还是李老的话引起了对于战争年月的回忆，胡行长脸上流露出了激动的神色。他把账本接过去，放在手里掂弄着，沉思着，半天才对我说：“李老讲的虽是个笑话，倒给我们的谈话找到了个很好的线头。这个账本也能帮我俩回忆起好多事情。对，忘了告诉你，这件东西能保存至今，是李老的功劳。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是我行走不离身的东西，直到下山改编的时候，才把它装在那个挎包里留给老根保存。那以后经历了十几年白色恐怖的日子，是老根舍死忘生，才保存下来。他对这东西比我还珍贵，胜利那年见面的时候还舍不得还我呢！前年省里筹备革命博物馆，问我要东西，我三番五次去信催讨，昨天才给带了来……好吧，咱们就顺着李老刚才提的那个话头往下谈。好在李老在这里，我俩想想凑凑，兴许能回忆起点具体东西来。”

    胡行长点燃一支烟，然后，轻轻地打开了账本，翻过两页，便对我谈起来。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也就是老根送钱来的那时候起，形势就紧了。敌人占领了苏区，一面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拘禁了山下的群众，一面向山区反复开展了‘搜剿’。这时，山下的供应被切断，而我们上山时带的东西也耗费得差不多了。于是困难的日子开始了。

    “安家立业般般样，淘米吃饭是头一桩。粮源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勒紧了裤带子，熬！收到老根送来这宗粮食的当天，我就把三个中队的司务长找了来，要他们把粮食全部交出，由我统一支配。粮食是抓到手里了，可是一看，总共也不过才三四百斤。就是平平常常地吃，全支队还不够吃两天。

    “究竟这裤带子该勒多紧？为了这个问题，我差不多从夜里想到了天明。你看吧，这就是折腾了一夜的结果。”

    胡行长把账本推到我面前，紧接着刚才李老念的那笔账念下去：

    “‘十七日，发出米二十四斤半’————每个人一下子就减成了二两。‘十八日，发出米十二斤四两’————每个人只合一两米，煮成了饭还不够一口吃的；放进野菜汤里，连个药引子也不如啊！看着那一翘一翘的秤杆，眼眶子又酸又涩。我咬着牙，把它分成了三份，交给了各中队的司务长，随手把秤杆一扔就去找政委去了。

    “赶到支队长、政委宿营的那个山壑子，看见一块石头上边，通信员小程正在烧火。半边砂罐子里煮着清水，魏政委正把一大堆洗净了的野菜叶子撕碎了，一把把地往水里扔。他们在等米下锅呢！我一把抓住政委的手，眼泪呼的一下就涌出来了。我说：‘政委，这米实在发不下去了。’

    “政委头都没抬，他把我的手往旁边一推，厉声说道：‘先给我把眼泪擦干！’

    “看我把泪水揩干了，他又说：‘发不下去就不发！’

    “‘这……’我的心痛得像刀子绞：主力长征了，苏区没了，留了这么把革命的骨头，抛家舍业地上山来坚持。党叫我给他们当供给部长，如今要我一个米花也不给，给他们一谷寒风、满山青草？……受不了，真受不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政委伸手在后脑勺上挠了两把，然后欠身挪到了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声慢语地说：‘老胡啊，你心里难受，这我知道。可你入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该懂得：闹革命，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步棋，要看它个两三步、四五步才成。眼下，你觉得你很穷，发给每人一天一两米太少了；可是照我看，你很富，你发下了很多好东西。你给这六七十个党员，四十几个少共，不，你给全体同志吃了一服大补的补药呢！’

    “‘吃补药？一天一两米就算是补药，又能补到哪儿？’一时，我脑门子涨了，迷糊了。我呆呆地望着魏政委。

    “‘对，吃补药！’政委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你大概知道，他是个挺爱开玩笑的人，可这回他严肃地点了点头：‘俗话说：一碗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这恩人、仇人自然是旧意思，可这道理倒值得琢磨哩！你想想，咱这辈子人，肩膀上就只挑这么多？咱闹的这场革命，三年五载就能成事了？这场游击战，三锤两棒子就胜了？不————这苦才开了个头，前边还不知道有什么风风雨雨等着我们呢！’

    “政委折了根树枝，把锅里的菜汤搅了搅，又恢复了他常有的那种愉快、诙谐的调子：‘咱们跟吃苦受罪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可是它来了，咱也不躲躲闪闪。带算盘子没有？有笔大账要算一算：你把粮这么往手里一抓，一卡紧，这不就逼着同志们不去瞅你的腰包，掉回头来啃这座方圆百十里的大山了？这么着，吃着吃着，你发到同志们肚子里的东西少了，可他们脑子里的东西————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可就越来越多了。敌人逼着咱们这么一磨炼，日后碰到再严重的情况，不也能顶得住了？你不要担心，等情况好转了，有粮了，你一天发我斤把米的时候，我不会不敢吃的！’

    “说到这里，政委哈哈大笑起来。这回轮着他揩眼泪啦————笑出泪来了嘛！笑了一阵，政委又说：‘自然，我们办法一定要好好想，和山下的关系要快点打通，特别是党的工作、政治鼓动要好好搞。这，咱们再研究研究。’他又抓起头皮来了。

    “这番话着实使我开窍，跟着，我的决心也下定了。临走，我问魏政委：‘明天这米是不是再减减？’

    “政委斩钉截铁地说：‘对！再打个对折：半两！’

    “粮食，就这么减下来了。”胡行长打住了话，抓起支烟点着了，香香地吸了一口，向李老问道：“老根，是不是这样？”

    胡行长讲着的时候，老人一直默默地听着，一锅连一锅地吸烟。这会儿才慢腾腾地说：“那阵子我在山下，正急得裤裆里起火哩！这段情况说不清。不过日后听人讲，就是发二两粮的时候，有人已经把嘴吊起来，光吃野菜了……”

    “别打岔嘛！”胡行长打断了他的话，问我，“你看这样谈行不？”

    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被引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去了。我把所有的话都记了下来，并在边上打上了注意的符号————这是必须加进稿子里去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我指着账本问道：“这里还写着：‘二十日，又，发米四斤半。’是怎么回事？”

    “九个伤病员，每人半斤，这是不能少的。这就是李老刚才提到的‘银钱官司’里的那份粮，全留给了他们。”

    “这半两米……”

    “那不过是‘露水珠儿引河水’罢了。政委不是交代过么，主要是吃山————吃野草野菜，还有野果野味。那阵子，怕是这一生中吃野菜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时期了。经过那一段生活的人怕够得上半个植物学家！”胡行长感叹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抓住我的手，就往起站，“对了，有实物为证，来，请你观察观察。这次李老到北方来，特地托他找了几种带了来。”

    他拉着我来到门外那一排花盆跟前。这时，我才知道这些盆里栽的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奇花异草。他蹲下身，爱抚地摸着第一个盆里的那丛像莴苣一样的草叶子，说：“这叫苦麻菜，叶子肥，掐下来流点白水，可以像牛吃草一样生吞活嚼，满清口。”他又连着指了另外几盆，“这叫苦栽，上好的猪草；那是野芹菜，这是糯米草……”

    “算了吧！”老人也跟出来了，插嘴说，“什么好东西，难道还打算让这些年轻人再去吃它？”

    “吃，怎么不可以吃，兴许还是非吃不可哩！”胡行长那双清亮的眼睛在我身上转了一下，“给你讲，就这玩意儿，把我们那支队伍从根到梢狠狠地给考了一通。老根，还记得不？那个……那个姓何的，就是这时候鞋底上抹油————溜了。那家伙叛变以后送上山来的头一封信就是给我的，开头就说：‘你们天天嚼野芋苗，啃猪草，没有前途……’吃不住这么一考，糠皮、秕子都给漂掉了。”

    老人这回没有顶撞，赞同地点了点头：“你倒也得注意着点身体哪！”

    “就是为的这，才托你千里之外往这儿带呀！栽起来，偶尔吃一点儿。”胡行长眼睛更亮了，话也更快了，“老魏说得对，这是补药呢。它能使你身体健康，能教你看得远，想得透，学会对待富裕和贫困！”说着，他猛地转回身，大步走进屋里，从门后头抱出一大把菜叶子，叫道：“说干就干，这点栽不了的残余，咱们马上就消灭它。承晔，来，拿去让妈妈给洗洗！”

    从南屋里跑出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接过菜叶子跑走了。

    望着跑去的孩子，望着那蓬在红领巾旁微微颤动的翠绿的野菜叶子，我思索着胡行长的话，心头热乎乎的。我仿佛亲眼看到了他刚才讲述的一切。一句话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口：“那时候，实在够难了！”

    “难是难啊，可话又说回来，要是没点子艰难在脸前碍手绊脚地磕碰着，闹起革命来还缺点味道哩！艰苦，用你们，不，用我们当兵的话来说，不能只是过沟爬城的板桥、木梯，也不只是守住阵地的战壕，应该是整块的冲锋出发地……看，扯到哪儿去了，屋里坐，咱再接着谈！”胡行长拉着我进了屋。

    “你说这样的生活困难？不，”坐定了，胡行长翻了翻账本又谈起来，“这还真是第一步棋，别住马腿的时候还在后面。

    “到了二十四五号，形势更紧了，敌人搜山比前些天更勤了，不断发生些小战斗，伤员增加了，弹药减少了，再加上在另外一个山区活动的兄弟部队的四五十个人，因为战斗中失掉联系，也转移到了这里。这下子可就真落到难处了。

    “怎么办？别的路没得走，还得在裤带上打主意。当时，我也翻来覆去地思量：这半两粮食难道还能再减？可再一想，不行，眼前是个第二步，还有个第三步，第四步……我横了横心，宣布了一个新章程。

    “二十六日早上，几个司务长端着洗脸盆领粮来了。我给兄弟部队按一人半两发了，给伤员每人发了二两，末了，对其余的人说：‘回去吧，粮食停发了。’

    “刚才老根骂我说：‘一个大钱捏得手心出汗’，真不假，那时节，我这手还好，硬是能把钱捏出水来哪！经历这么一段生活，我才真正知道了一斤米、一两盐是件什么东西，值多大个价钱。每发一件东西，手就有千斤重，总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分队长来给电筒换电池了，没有；卫生员来要药了，核桃大的一块盐巴一砸两半，拣块小的交给他。甚至还有这样的事：茗田的交通站长，老根认得的，上山来送情报，沿路讨了点剩红薯、烂南瓜带上山来，都由我亲手切成了大小块，按伤员伤势轻重分了。

    “起初我还担心同志们顶不住。可是咱们这些阶级战士，就是好哇！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家伙，谁都咬住了牙。前些天减发粮食的时候，还有个把人讲几句怪话，这回宣布停发，各中队支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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