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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斗后的东山岛上,在一支参战部队准备上缴的物品中,我看到了一件珍奇的武器。那是一挺轻机枪。像所有新的机枪一样,乌黑的枪管,枪身的“烤蓝”瓦蓝瓦蓝的,闪闪发光;只是枪筒微微有些扭曲,有些发黄。损坏最大的部分是枪口,像被一只有力的手捏了一下似的,枪口缩小了,而且成了扁圆形,使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子弹会从这样的口里吐出来。

    关于这挺枪,在这支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使用着它,在这次战斗中,创建了惊人的功绩。当敌人登陆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横扫在海洋里;在掩护连队转移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杀伤在阵地前。这挺枪究竟杀伤了多少敌人,谁也数不清,据弹药手说:单是用来计算打死敌人数目的子弹壳就装了半箱子。究竟打出了多少发子弹,也算不清,只知道枪管打红了,射手的手上烙起了泡,帽舌也烙焦了,他还在射击!射击!最后,战斗任务完成了,机枪冷却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位射手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新战士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怀着这样的问题,我访问了这挺机枪的主人,这位为广大指战员热情传诵着的机关枪手黄承谋同志。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二十六七岁,高个子,宽肩膀,大大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双乌亮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他用夹杂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向我讲述了他这次的战斗经过。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对于他的英雄行为我了解得是更详细了,但是对于他之所以如此勇敢的思想基础,却还不甚理解。我不得不提出了我所不解的问题。

    大概这个问题提得太笼统了吧,他窘迫地望望身旁的指导员,半天,仿佛从指导员的脸上看出了答案似的,回答说:“在进入阵地的时候,指导员对我们这些新同志说:‘你们好好想想你参军的时候,你的亲人、邻居嘱咐了你些什么,首长告诉了你些什么,你离开家庭跑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在战斗之前,我仔细想了想这些,我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时,指导员插嘴了:“你还是把你家里的事讲给这位同志听听吧!”接着,又向我说,“你大概不知道吧,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儿子!”

    “好吧,你要不嫌烦,咱就从头谈起,不过话得扯远一点儿。”黄承谋说。

    下面就是他的话,也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我的家乡你知道,那是咱的一块老革命根据地。革命以前,我家连巴掌大块地也没有,爹在农忙的时候给地主做做短工,冬闲时节上山打打猎,哥给人家当放牛娃,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苦日子。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带着红军到了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儿闹起革命来了。暴动以后,爹就参加了红军,在红九团当战士。听说是在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缴到了一挺机关枪;因为爹是打猎出身,准头好,就让他干了现今我这一行————机枪射手,跟着毛主席东征西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是个抱着大人胳膊打“滴溜”、趴在地上戳“尿窝窝”的孩子,哪会记得这些事?不过以后的事我约莫就记得了。一九三四年刚开春的时候,我们这块儿风声慢慢紧起来。一天,乡文书带来了一封信,是爹写的,说他已经随着方志敏同志北上抗日去了。记得当时乡里还给我家送来了很多慰劳品。这年秋天,乡里组织了欢送红军出征的大会,妈领着我和哥哥、妹妹去参加,坐在“红属”代表席上,胸膛上还戴着一大朵鲜红鲜红的花儿,吃着菠萝、甘蔗、阳桃……

    可是这个会开过了不多久,日子一下子变了,白鬼子来了。妈把我们嘱咐了又嘱咐:“见人可不敢说你爹当红军呀!”妈过去是妇女会员,最爱跟人谈红军的事,还爱唱个山歌小调的,现在也像一张封条贴住了嘴,不说不唱了;只有村东头根老爹来玩的时候,才肯眉开眼笑地说几句。根老爹也真好,不光跟妈说话,高兴了还给我们兄弟俩讲故事。有时候他扭着我的耳朵说:“伢子,想不想你爹?好好听话,别淘气,等大了好接你爹的班!”

    说真的,我们兄弟俩实在想爹。有时想得厉害了,我问妈:“爹啥时候回来?”她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着村前的那棵大榕树说:“等这树上长出一匹大红布来,你爹就回来了。”说也好笑,那时候我起早贪晚地围着那棵树转,看那红布有没有长出来。

    有一天早上,天一亮,我又溜到那里去了。嘿,这下子可看到了:在树顶顶尖上,挂着一大块红布,鲜红鲜红的,风一吹呼啦呼啦直响。我高兴得一蹦老高,脚不沾地地跑回了家,对妈说:“妈,妈,老榕树上长出红布来了,爹快回来了。”妈一听,也高兴地笑了。她赶紧跑到院里,向着那大树梢头望了一会儿,然后把我搂在怀里,小声地说:“我的傻孩子,那红布是咱们留下的红军挂在那儿的旗子。你爹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跟白鬼子打仗呢。”

    我问:“留下的红军在哪儿?”

    妈说:“在山上。”

    “在哪个山上?”

    妈不回答我了。她寻思了一会儿,说:“你去找你那些小伴儿们,把看见红布的事偷偷地告诉他们,对他们说:红军就在这近边的山上,在老榕树上挂起红旗来了。”

    真怪,自从这事传开了以后,村里大人们的脸色都好看些了。只有白鬼子不高兴,当天就慌慌张张把那旗子扯下来,还在那树底下放了个岗。

    又过了四五天,这天晚上已经下半夜了,我们正睡得好好的,忽然窗户“砰,砰”地响了几声。妈慌忙披上衣服坐起来。我和哥哥也都惊醒了。妈把耳朵凑近窗子听。只听得外面小声地说:“承伢子妈,开门!是我。”那声音好熟啊!只见妈慌手慌脚地一面抹着眼睛一面往床下走。走到门口又犹豫了一下,才走出外屋,轻轻地开了门。

    门一闪,一个人进来了。妈把门关好,点上了灯,用针线筐子把灯亮儿遮住。灯影里,我认出了,那是爹。爹的模样简直叫人不敢认了:脸很瘦,头发老长,满脸连鬓胡子都留起来了,活像个大刺猬;只有两只眼睛还那么乌黑闪亮。他拍拍哥的肩膀,摸摸我的脑袋,还把睡着的妹妹抱过来亲了亲。那乱草般的胡子缝里露出两排白牙,笑了。

    妈定睛望着爹,半天才说:“你咋回来了?”我瞧妈的脸色有点不大好看。

    “怕我给你娘们丢人,是不是?”爹笑着望了妈一眼,把衣服襟一掀,一支乌亮的驳壳枪露出来,“快给弄点饭吃吃吧!”

    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到外屋去弄饭去。饭好了,爹吃着饭,妈把爹的衣裳脱下来缝补着。这工夫,爹给我们讲了他离家以后的经过。原来爹在的那个部队由方志敏同志带领着北上,在怀玉山区地方,遭到敌人包围。部队突围时,爹负了伤。因为伤势很重,他一个人爬到一家老乡家里,老乡收留了他,把他藏起来,治了一个多月,才把伤养好了。以后,他偷偷地回到了赣东北老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想再追上部队。当地组织告诉他,部队已经下了浙江,追不上了。党决定要他回到老家来,参加当地的敌后游击斗争。他一个人,一路拣着山岭没人的地方往家走,白天找个山洞、草窠子睡觉,找点野菜充饥,晚上就赶路。就这么着赶到了家乡。随即接上了关系,上了山,参加了游击支队。因为一时还摸不清山下村子里的情况,战斗任务又紧,没捞到回家。现在趁着打了一仗,白鬼子胆寒的机会,回到这村里来布置一下工作,顺便到家看看。

    爹讲了足足有一个钟头,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妈有时听着听着连衣服都忘了缝了。爹讲完了这段事,扭头对妈说:“看样子这斗争长着呢,苦日子又得过几年了。这几年,为革命东跑西颠,顾不上家;这以后,还要和这些狗东西拼,少不了又得把家扔给你了。”

    妈把话接过去说:“快别说这个啦,什么苦苦难难我也不怕,就是这几个孩子……”

    爹说:“孩子倒也好说。平常多开导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后代就行了。”说着,爹把身子往前挪了挪,扶着妈的肩膀说,“说实话,像咱们也不要什么人给上坟添土、接续香火,就怕事情干不完,得有人接班啊!”

    “咳!”妈看了看我们,叹口气说,“依着我呀,就该所有受苦受罪的事都撂在咱膀子上,咱们一肩挑过去,好让孩子们日后能享点福!”

    他们这样说着拉着,又过了一大会儿,妈才把衣裳补好。她找出两件旧衣裳,包了个手巾包。爹伸手接过来说:“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到东头老根家去趟。叫大伢子先去看看路,你再把现成干粮给我带上点,给山上的病号吃。”

    哥出去了。妈一边给爹收拾着干巴窝窝,一边问:“还回来不?”爹说:“工作多着哩,以后常回来。你和孩子瞅空偷偷地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

    哥回来以后,爹掏出枪,又把我们摸了摸,亲了亲还在熟睡的妹妹,跨出门,放轻脚步走了。

    爹走后的第二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妈把妹妹安顿着睡好了,就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后院破墙根底下。妈用脚步把地面量了量,一锹刨下去。

    妈一锹锹地挖,我和哥就把土倒弄到筐子里。这样干到天放亮,妈再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第二天瞅瞅没人,就把筐子用脏土一盖,挑出去倒在水坑里。

    为了使爹早一天回家来,我们干得都很起劲,五六天的工夫,地窖子就挖成了。这地窖子就是个长方形的坑,上面架起木棒,在上面搭了些树枝头、红薯秧子、乱草,还留下个小洞透亮儿。看去只是个平常的柴火垛,不弄翻草是看不出什么的。妈还特意把里面收拾了一番:铺上了稻草,放上了被窝。

    地窖子挖成,爹回家的次数就多了,隔个十天半月准回来一趟;有时当夜就走,有时也住一两天。白天,待在地窖里,晚上就爬出来,逗着我们玩一阵。在玩的时候,爹总是讲故事给我们听,讲过去主力红军打仗的故事:他怎样用一挺机关枪卡住二三百敌人,让我们红军部队一下子消灭了他们;一个十多岁的红小鬼怎样用一块石头缴了一支枪。这些故事真好听,一听了我就翻来覆去地半宿睡不好觉: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爹那样去闹革命、打白鬼子呢?……

    可惜,爹这样讲故事的时候不很多,常常是讲个半截就出去了,直到鸡叫的时候才回来。有时,深更半夜的,我们家里也来些客人。这些人大都很面生,只认得根老爹,还有一位常来的赵叔叔。他们一来就待半夜,有时我睡醒一觉了,他们还在外屋嘁嘁喳喳说话呢。

    这天,爹没有出去,我们一家子闲谈。我问爹:“你白天待在地窖里闷不闷?我进去给你做伴好不?”

    爹说:“不,我一点儿也不闷。你看,我有这个。”他从腰里掏出一个小油布包,打开来,拿出几个纸本子朝我一晃,“这比你给我做伴还强呢。”

    我留神一看,有两本是油印的书,另外是一本小字典。小字都密密麻麻的,连个画也没有,而且都磨蹭得不像样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爹把字典一举,说:“你还不知道它的好处呢。我拿这个认字,认会了字,就看这个。”他又拿起一本油印书一举,“你别看它不像样,这是宝贝哪!上面写的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的话。看着它,爹就有本事打白鬼子了。你看,他说得多好:‘打倒土豪劣绅!’你想想,那几年咱把土豪打倒了,日子过得多美气!这本,”他又拿起了另一本,“也很好,不过爹一时还读不大懂,以后慢慢看。写这书的人名字叫列宁!他的事以后我慢慢给你讲。”说完,他又把两本书小心地包起来,掖到衣兜里。

    这天,爹和我们闲谈的兴头特别大,多会儿都是这样,一谈到毛主席,他的劲头就来了。他装上管毛烟吸着,摸弄着他那一大把络腮胡子,笑着拉了妈一把:“来一段山歌怎么样?弦定低一点儿,不要紧。”

    妈笑着瞪了他一眼:“这是唱山歌的时候?要听,叫承伢子给你唱,他赵叔叔不是才教了他个歌!”

    “哼,为什么不是唱歌的时候?白鬼子再凶能吓住谁?承伢子,唱!”

    我看爹实在高兴,就依在妈怀里,小声唱起来:

    “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破屋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造洋楼。扛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万年走天下,反动总是不久长。”

    屋里静悄悄的,我的声音虽小却显得非常清亮。唱着,唱着,我偷眼看看爹,只见他半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眼直盯着屋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连手里的旱烟也搁灭了。妈刚才还不答应唱,这会儿也随着我的歌调哼起来。

    唱完了,屋里静了一阵。爹坐起身,用烟管戳着我的鼻子说:“伢子,你整天挖野菜,啃菜窝窝,脚上连双鞋也没有,觉得怪苦是不是?可是等你长大了,革命成功了,那可就应了这歌上的话了。嘿,那时候……”

    接着,爹就兴高采烈地讲起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来:怎样发展胜利,怎样进行建设……自然,那时候革命正在困难时期,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生活想得并不完全。可是爹讲的时候劲头足极了,满脸笑容,眼睛发亮,两手不停地比画着,就像那好日子已经就在眼前了似的。他越讲越高兴,伸手把我弟兄俩揽到怀里,把我们的脸都亲了亲,压低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记着,你老一辈的人,风里来,雨里去,血,一捧一捧地流,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一天是不远了,可是眼下刀把子还在敌人手里捏着嘛,要拼上性命去抢哪!等我们把它抢过来,交给你们,这好日子就是你们的了。那时候,你可别忘了,这是老一辈人拿命换来的,就是拼上性命也得保住它,还要把它侍弄得更好。……”

    夜深了,屋里更静了,静得掉了根针都能听见。窗外西北风呼呼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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