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政委

    一

    同志们都说我们的政委是捡来的，这话倒也不假。我和我们的胡政委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夏间，我们第一次长途奔袭雷公墟的战斗里。

    我们这支游击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头年秋天，长征部队刚走，县委机关便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县委负责同志牺牲了，根据地也像给霜打了的树，一点点、一片片地变“白”了。当时，我正带着一支赤卫队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看着平地上站不住脚，便带起队伍上了山。沿路上又有一些村、乡的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零零星星地参加进来，慢慢组成了一支游击队。

    队伍一上山，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整天围着山根转，盯住屁股追。我们就像捉迷藏似的，东山有敌人就转到西山，西山打打再转到东山。这样在山林里和敌人兜了几个月的圈子，虽然也杀伤了一些敌人，可是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冷了没衣服，饿了没粮食。今天这个问：“队长，子弹快完了，能不能补几发？”没有。明天那个问：“伤员的伤口化脓了，给点盐化点盐水洗洗吧！”也没有。看着这情形，我心里着实发急，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过去在县里当个军事部长，什么事都由上级安排得停停当当、交代得一清二楚，只要带着队伍打就行；现在什么事都要自己拿主意，可就难啦。实在苦得不行了，我下了决心：到山下去闯一闯！听说山下土豪们都回来了，打它一家伙，要是能搞到点东西，也能解决些困难；要是敌人多，拼一仗打死了也比这样困死强！

    出乎我的意料，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原来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山根搜山，这村里只留了十几个民团。我们打了他个措手不及，一枪没放就把他们收拾掉了。

    打这次仗本来是为了解决困难的。我们搜索完敌人，没顾上干别的，便直奔一所高大的地主宅院。我原想在这家土豪身上能肥肥地捞一把的，可是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人也都跑了，只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五六十岁的老婆子偎在当院墙角里打盹儿。我问她：“你的东家跑到哪里去了？”她抬起头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没有答腔，又两眼闭着，打瞌睡去了。我瞅了瞅屋里那两口破缸，心里真有点窝火：头一次打土豪，就碰上这么一家，大概这家伙回来还没顾上安家哩。敌人说不上什么时候来，要换一家怕来不及了；这里东西虽然不多，但能搞到一点儿也是好的。我冲二班长喊了声：“林大富同志，敌人很快就来了，快搞东西！”

    同志们忙起来了：有的装米，有的找盐巴，有的抓咸菜……七手八脚地乱成一团。我正想再向这老太婆打听一下这家土豪的下落，一眼看见院里墙根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原来是一只猪。我心里顿时一喜，心想：同志们好几个月没闻到点油味，这下子可该改善改善生活了，连忙三脚两步赶过去，伸手就抓。谁知这家伙又偏偏不听话，“咴咴”地叫着满院子里跑。我赶了一气，好容易瞅准了，一把揪住了它的耳朵，正要动手卡它的脖子，忽然听见一个大嗓门儿在喊：

    “住手！”

    这是哪里来的喊声？我一怔，手一松，猪跌跌撞撞地又跑了。我直起腰四下里望了望，除了正在搞东西的战士和那个对着墙角发愣的老太婆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真是活见鬼！”我气愤地骂了一声，连忙又去追猪。

    “把东西放下！”

    这一声比那一声更高。随着这声音，只见墙角里那堆稻草松动了一下，呼啦一下子飞散在两边，一个人的半截身子露出来。我扭身举枪指着他，打量了一下：这人约有三十上下，脸黄瘦黄瘦的，眼窝和两颊都瘦得塌陷下去了，显得眉头和颧骨很高。胡子有寸多长，老长的头发像个“连毛僧”似的披散着，再加上那双乌黑的、充满怒气的眼睛，着实怕人。他平伸出一只手指着我，用命令的口气说：

    “你，你告诉他们，把老乡的东西放下！”

    “你是干什么的？”我厉声地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他反问了我一句，口气也很硬。

    “红军游击队，怎么样？”我真有点火。

    “红军游击队？我看不像呀！……”他摇了摇那头长到耳根的头发，讥讽地笑了笑，“红军游击队我见过不少，可没见过随便拿老百姓东西的！”

    这话说得真刺耳！真是，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子，头一遭打土豪就碰上了这么家穷鬼；偏偏半道上又出来这么个挡驾的，你看叫人恼火不恼火。

    “怎么不像？”我生气地往前跨了一步，扭身指了指那栋青砖大瓦房，“看，不是红军游击队能打土豪？”我越说越有气，要不是那个老太婆拉了我一把，我真想给他一巴掌。

    那老太婆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把我的枪苗子往旁边推了推，一摇一晃地走到那人跟前，弯腰搀住了他的胳膊，给他把头上、身上的碎草叶子掸了掸。一边掸、一边责备地说：“咳，看你这火暴性子，有话不能慢慢地说？”说着，便扶着他往草堆外面爬。

    这时我才看清：他穿身灰军装，在左腿上，齐短裤边的地方缠着一些布带子，带子上正渗着血水。大概不是受了硬伤就是生疮了，看样子还不轻，连站都不能站，只得两手扶地、一颠一蹦地往外爬。他一面爬，还在接着我的话往下说：“土豪，土豪，你怎么知道这家就是土豪？调查过了没有？”

    看到他的打扮，听了他的话，我知道这不是坏人了，而且他说得对，为什么没有调查呢？难道这家不是土豪？……想着，我的气平了些，可口里却还想辩解几句：“住这样的好房子还不是土豪？就算这不是土豪，可我们真是红军游击队呀！……”

    “知道，知道！要不知道你们是游击队我能出来？”他说，语气比刚才温和多了，“可是刚才要不是听你们称呼‘同志’，你们这阵行动差点让我不敢认了。你就忘了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土豪的房产早就分了？你们不经调查就乱打，这不对呀同志！”说完，他在院子当中的地上歪坐下来，然后揭开衣服，撕开了缝在衣里子里的一块补丁，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张临时党证，上面写得明白：胡志得，红二师四团二营的教导员，正式党员，党证里夹着一张师政治部签发给他的因伤“寄留”的证明。“自己人哪！”我心里一阵激动，连忙把东西还给他，就势拉住他的手，叫了声：“同志！”

    “同志————”他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抱住了我。我觉得他是那么衰弱，他的肩膀、胸膛和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指都在瑟瑟地抖。

    这工夫，战士们早已弄懂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悄悄地把米、菜归置好了，都围拢过来。胡志得同志松开了手，擦了擦眼睛，深情地望了望同志们，又对我说：“队长同志，请你派几个人，去把这村里那个叛徒收拾掉，把那个刚回乡的土豪崽子抓起来。”

    “好。”我说，“就是敌人可能马上要来，得先商量一下怎么安置你。”

    “不慌嘛！”他笑了笑说，“大队敌人在楸树岗，离这里二十多里。你们刚才没有打枪，这会儿只要把叛徒和土豪搞起来，是可以安稳一阵的，倒是天黑回山好些。”他又对那位老妈妈说：“三妈，你快去告诉阿榕哥，要他派个人领着同志们把方学武那家伙整了，把潘猴子抓起来。还有，要他们都来一趟，把我们准备的东西也带了来。”

    这会儿我才发现，原来这位老妈妈的身体很硬朗，腿脚也挺洒利。她伸手解下包头，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扭身问我：“哪些同志跟我走哇？”

    我一面叫二班长派人，一面和她开个玩笑：“老阿姆，咋不再睡一觉？”她嘻嘻笑着朝我扬了扬巴掌：“这会又跟我逗乐子了？刚才把人当土豪打，差点没把我这老婆子给吓死哩！给你讲，你老阿姆还没老糊涂，什么事都得看清楚了才办哩。”一顿话说得我脸通红。

    二

    趁同志们去处理坏人的工夫，我把胡志得同志扶进屋里，靠桌边坐下，和他谈起来。原来他是在部队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负的伤。因为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寄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他原以为苏区还在，加上“寄留”的地方是新区，他怕连累了群众，便决定返回苏区来找党。往回走的这段路实在不容易：腿不能走，便在手上、膝盖上绑上四只破鞋底，一步一步地往回爬。白天，找个树窠子或者坟洞子睡睡，夜里，就沿着荒山小道往东爬；饿了，挖点笋芽、啃啃红薯，渴了，在河沟里舀捧生水喝喝。这样，餐风饮露、忍饿受冻地一连爬了一个多月，就在爬到这里的那天，伤口发作了，昏倒在树林里，被这位老大妈早上拾柴时救回家来。这村子里的党组织在他到这里以前，就因叛徒的出卖，遭到了破坏，他就躲在这里，一面养伤，一面暗暗地联络起了村里的积极分子，和叛徒、白匪、回乡土豪进行着秘密斗争。经过了这几个月，他的伤快收口了，全村的斗争也搞起来了。

    “不容易啊！”他讲完了自己这一段艰难的经历以后说，“离开了组织，一个人瞎搞，实在是不容易啊！”说着，他的眼睛突然一亮，悄悄地凑近我，压低了声音说，“怎么样？你们和上级党有联系吧？”

    “没有。”我把游击队的情况简单地向他谈了谈。

    “唉，也是很困难哪！……”他眼皮一垂，眼里顿时蒙上了一层晦暗的神情。

    听了他的这一段经历，想着他在军队的职务和刚才初见面时的情景，我觉得自己打心眼里爱上这个“连毛僧”了，不由得涌出了一个想法：政委，真想有个政委！山上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人啊！我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说：“上山去吧，我们没有个政治委员，你来干好不好？”

    “不成，不成，这个担子我挑不起。再说，”他指了指腿上的伤说，“我这腿还没好全，要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说：“那有什么？只要你不怕苦，我们可以背着你走！”这是真心话。只要他能上山，我们情愿整天背着他。

    “那……”他沉吟了一阵说，“上山倒也可以帮你干点工作，不过……等过些日子伤好利索了再说吧，这会儿我们先联合起来干。”说着，他又掏出了他的党证，仔细地看了看，问我：“你是党员不是？”

    “是。”

    他把党证递到我手里：“交给党支部的负责人，把我编进去吧。”

    “党支部？”这句话说得我一阵心跳。因为和上级党没有联系，又加上在山上东转西转的，把人都给转得糊里糊涂的，倒把这样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我只得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没……没来得及组织。”

    我的话刚落音，他的脸唰的一下子变了，变得像我第一眼看见他时一样，又严肃又气愤。

    “就是剩一个，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嘛！”他气冲冲地说，声音有些发颤，“你……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一阵紧张的沉默。

    他定睛看看我的脸，又低头望着地面，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哐啷”一拳砸在桌子上，斩钉截铁地说：

    “上山！”

    就在这时，那位老妈妈领着几个农民进来了。他们有的扛粮，有的拿菜，你一袋、我一篮，在门前堆了一大堆。刚才我追的那只猪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他们捆倒了，扔在门旁直哼哼。还有几支枪、十几排子弹和一提篮手榴弹，也摆在桌子上。原来这些人都是老胡在这里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他们正打算组织一支游击队和敌人干呢，东西大致都准备好了。这会儿把这些东西连同几个青年人，一道交给了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过久地停留的。当时便由老胡主持着开了一个会。我们一道研究了山上的需要、山上山下联系和配合的办法等。随后，他又把村里今后的工作布置了一下：怎样进行关于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怎样扩大斗争面，向别村发展，怎样进行保粮保田的斗争……他了解情况那么具体，工作想得那么周到。我望着他那乱蓬蓬的一头长发，看看那些精神奕奕的农民们，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地下斗争，竟是这么一个瘦得皮包骨头、拖着一条伤腿的重伤员领导着干的。

    傍晚时分，我们背起老胡，带着东西，返回山上去。路上，他又要我详细地谈了谈山上的情况，还要求我把他交给已经知道的党团员同志替换着背。这么着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们边谈边走上了山。

    到了山上，天已经快放亮了。一天两夜走了一百多里路，又干了一仗，实在困得不行，我布置完岗哨，找了棵树底，抓了把茅草一铺就睡下了。刚刚合上眼，老胡往我腰眼里捅了两拳，凑到我耳边上说：“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看明早咱们把支部组织起来吧？”我点了点头。他要我把游击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一下，又说：“老黄，准备一下吧，你还要在党员大会上做检讨！”

    “检讨什么？”

    “你的错误呀！”他说，“第一，你不经调查就乱打土豪；第二，你没有及时组织党的活动。”

    听说要我当众检讨，我又有点扛不住气了。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谁让我检讨的？”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又很果决地回答：“党！”

    有什么话好讲呢。挨了他两次批评，又要向大家做检讨，这就是老胡给我的“见面礼”。可是，我高兴。我在那软软的茅草上平躺下来，透过树叶的缝隙，望着那红艳艳的一抹朝霞，我觉得两个肩膀像轻松了许多。

    三

    打了这一仗，倒把敌人迷惑了一阵，但几天之后敌人又发现了我们，一连几天，都紧盯住我们，穷追不舍。

    经支部决议，老胡临时代理了游击支队的政委。他由同志们轮流背着，随着大队一道和敌人跳圈子。见天，爬山过河，风吹日晒，他的伤口不但没有痊愈，连快收口的伤口又给累犯了。没有药治，也没有时间治，每天能找到条小溪水把烂肉冲冲、化点盐水洗洗就算不错了。我看他似乎比刚上山时更憔悴了些，眼眶子也塌陷得更深了。可是不知他哪里来的那股劲，行军的时候，他总是不住嘴地讲着；一到宿营，他便找棵大树一靠，把那条伤腿在石头上垫得高高的，一会儿叫个班排干部来汇报情况，一会儿召开个党的会议，同志们的情绪如何？有没有掉队的？生活怎样？保密灭迹搞得好不好？直至当天的警戒、第二天的行动，他都要和我一块来处理。只是当事情都弄妥当，同志们休息了，他在我身边躺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痛苦、那么困难。有时，伤口疼得他狠命揪着自己那满头长发，牙齿咬得嘎嘎响，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半夜“哎哟”一声被伤口疼醒了，一哼就是大半天。每逢这时候，我真后悔把他弄上山来。我劝他：“下山去养几天吧！”

    “不！”他总是固执地摇摇头，然后长叹一口气，“就是……把同志们给拖累苦了。”

    记不清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早晨，我们伏击了敌人一下，接着便一气走出了六七十里，半夜时来到一道山坳里蹲下来。睡了一觉以后，我起来查哨去，一摸，身边空荡荡的，起身一看，锃明的月亮底下，同志们睡得正香，只是不见了老胡。前些日子都是晚上转移、白天休息，他也有几次不在，当时总以为他大概去洗伤口去了，也不在意，这会儿深更半夜，东一沟西一壑，他拖拉着条伤腿跑出去干啥了？

    实在放心不下，我便借着查哨，去看一看。我转了两个哨位，正走到一丛竹林边上，猛听得林子里传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嘿哟！嘿哟！……”

    那声音很像一个人在背着一袋沉重的东西走路，被压得直喘粗气。我悄悄地蹲下身，向竹林深处一看，原来正是老胡。只见他站在那里，两手紧握着两棵竹子撑住身体，先迈出一条好腿，然后两手用力，“嘿哟”一声，把那只受伤的腿试探着跨向前去。一步，两步……

    “他这是干啥呀？”我奇怪地想。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干什么。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像叫谁使劲捏了一把，又紧又痛。他……这简直硬是在难为自己嘛！我真想把他叫住，抱住他哭一场，又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悄悄地走开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我睡觉的那棵樟树底下走。步子那个沉啊，就像老胡挨的那一枪是打在我腿上似的。我愣愣怔怔地来到树下，平躺下来。这时，月亮已经偏西了，晨风掠过山林，沙沙地响；清亮的月光拨弄着树影，是那么乱。我的心也像那树影一样乱，乱得连老胡爬到我的近前都没发觉。

    他大概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便蹑手蹑脚地挨着我侧身躺下。看来伤口又疼得不轻，躺下就连哼了几声。我望着他那抽搐着的肩头，心里更是激动。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问他：“老胡，你刚才在竹林子里搞什么鬼？”本想把话说得凶些，不知怎的却说不出口。

    “你看见了？”他翻转身看了看我，蓦地坐起身，抓住了我的手。他那袖管都被露水打湿了，冰凉；手却滚烫滚烫的，像块烙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情地说：“唉，老黄呀，我能整天在同志们脊梁上过日子？要能走，走个三步五步也好让他们歇歇啊……”

    “胡来！”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看来这法子怕不行……”

    我说：“这回你听我的，下去休养休养吧！！”

    “嗯……我想想……”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一面慢慢侧身躺下来，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唉，要是能一下子好了，那该有多好啊！”

    四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崖头那么陡，又那么滑，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像个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哟，手指让他捏得好痛呀……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他正坐在我的身旁，两眼呆呆地望着我的脸，似乎在想着什么。

    “老黄！”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咱俩是同志，我，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这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块白石头刻出来的。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又追问了一句。

    “一定！”

    他微微一笑，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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