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声

    我们钻进这荒凉的原始森林，已经整整三天了。

    十月里，东满的森林是阴郁而寒冷的，一九三五年的晚秋，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茅草早已枯黄了，在积年的腐土上，又压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从兴凯湖面上吹来的风，像无数只粗大的手，摇撼着树梢，撕捋着松针、败叶和枯枝，把它们随意地撒开来，使得这傍晚的森林更显得阴森、凄冷。

    我沿着树丛的间隙蹒跚地走着。眼看再有几十步就可以翻上前面那个山包，但两条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背上越来越重，仿佛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脚下的败叶更软了，一脚踏下去半天也抬不起来。伤口像钻进了无数小虫子，钻心地疼，太阳穴一阵阵发涨，眼前的树干慢慢地模糊、晃动起来了。蓦地，脚被树根一绊，身子踉跄了一下，“砰”的一声半边脸颊撞到树干上了。

    迷迷糊糊地，我觉得背上耸动了一下，一只袖管轻轻地摸到了我的额角上，把汗水和血水给擦了擦，接着，他叹了口气，低低地叫了声：“老董……”

    “老赵醒了！”这个念头使我一阵高兴，惊醒过来。老赵的伤势很重，流血太多，从今天早上就一阵阵昏迷起来，这也说不上是第几次醒来了。我伸手扶住树干，定了定神，然后蹲下来，解开那条临时当作背兜的被单，把他轻轻地放在树下的一堆枯叶上。

    他斜倚着树干躺下来，用那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我，又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问我：“小孙呢？”

    “在埋溜子，还没上来呢。”我一面回答，一面探身向山下望望。在这浩瀚的大林子里，小孙这孩子似的身躯更显得矮小。他一手提枪，一手拿根树条子，正在一步步后退着，把我们踏倒的草扶起来。他做得那么仔细，从背影看去，好像不是在敌人的追踪下突围，倒像住屯子的时候给老乡打扫院子。

    老赵挣扎着欠起身，向小孙走来的方向看了看，伸手摸摸我脸上的擦伤，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可把你们俩拖毁了！”说着，他猛地扭过头去。

    “这风……”他扬起手掌揩了揩眼睛。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是我们连出名的硬汉子，再苦再难，你在他嘴里听不到一句“熊话”，在他眼里看不见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他大概也看出我实在是难以支持了。可是他就没有看看自己。这会儿，他那副憔悴的模样，真叫谁看了都觉得心酸：本来就不丰满的脸，只剩了四指宽的一条条，煞白煞白的，像块风吹雨打的旧墙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满头缠着破布条做成的绷带，额角上、肩膀上、腿上到处往外渗着血水，要不是那双闪闪的眼睛，谁能信这是个活人？

    我扶他躺好了，把他伤口上的绷带又扎了扎，伸手从怀里掏出了最后的那个苞谷，掰下几个粒子放到他那干裂的嘴里去。我像是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说：“好好躺会儿，别胡思乱想了。要是今晚敌人不再追上来，我们歇一阵还能再走的。”

    入秋以来，我们这个连队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全力向东北方向活动，吸引住敌人，让大部队向西发展。一个月来，我们的活动拖住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但连队却被大队的鬼子紧紧地盯住了。就在三天前的下午，在袭击一个林警队住的屯子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突然的包围。部队拼死战斗了一个下午，总算突出了重围，而同志们却被冲得七零八散。

    我们三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凑在一起的。我在突围的时候左臂受了一点儿擦伤，伤势不重，还可以坚持着走；四班长赵广烈的伤势比我重多了，头上、腿上好几处伤口。唯一的一个囫囵人，就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孙了。我们组织了一下：老赵由我驮起走，小孙留作后卫，担任监视敌人和消灭足迹。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钻进了大森林，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原想躲上一两天就可以把敌人甩开的。谁知鬼子发现他们上当了之后，索性集中了全力来对付我们。他们调遣了沿路的保安队、林警，紧紧地盯住了我们的屁股，一步也不放松。几天来都是这样：我们好容易把敌人撇开，还来不及烧堆野火，找点水喝，鬼子就赶上来了。今天，可算最平静的一天，从中午到现在没有发现敌情，也许可以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了。

    我把老赵安排好，自己也在这软绵绵的树叶上躺下来，一粒粒地嚼着苞米。这时，小孙上来了。这孩子，几天来也吃尽了苦头，原来红扑扑的一张小圆脸，如今变得又黄又尖，显得两只眼睛更大了。他是两年以前，随着父亲越过鸭绿江，逃出自己的祖国，参加我们抗日联军的。我们全连的同志都像对自己的弟弟似的关心着他，亲切地用朝鲜话称呼他“东木孙一”。两个月前他和我们一道刚刚掩埋了他的父亲————我们的孙营长，现在又和我们一起熬受这种艰苦危难。

    小孙还是一股孩子气，他三脚两步跑到我们身边，摊开衣兜，把一大把榛子和一堆松塔抖在我们面前。他抓起松塔，在树根上轻轻一摔，就出来一堆松子，然后用手榴弹把松子一个个敲开，交给我们。他自己却扎扎腰带，像只小猫似的哧溜哧溜爬上一棵大杉树，去瞭望去了。

    我们几颗松子还没吃下，小孙又急乎乎地爬下来了。他一纵身跳到我们面前，神秘地说：“喂，咱们走到天边上来了。”

    “什么？”我们以为又有了情况。

    “到了界上了。”他往山包背后一指，“这下面就是国界，还可以看见苏联的哨兵呢。”他把“苏联”两个字说得很重，神情又惊奇又兴奋。

    我俩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动起来了。在这以前，指导员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苏联；有的连队常常在界上活动，他们也讲述过边界上的情形。苏联的革命斗争，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丛林里的抗联战士们的心里，像神话似的勾起许多想象。那时候，谁不想亲眼看一看苏联的国土啊，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哪能轻易地放过？何况从界上或许还可以看出一点儿敌人的动态呢。

    原来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就是这片森林的边缘。我们隐蔽在一丛榛子树后面，偷偷地向外瞭望。就在我们脚下是一条清清的小溪，大概它就是国界了。对面的河岸上，一个苏联边防军的哨兵在游动。在哨兵的身后，是一块长满茅草的小小的盆地。平坦的草场被傍晚的阳光一照，抹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大匹柔软的缎子，平直地伸向远处，一直伸到一丛墨绿色森林的边缘。草场的上空瓦蓝瓦蓝的，几朵白云在轻轻浮动，两只老鹰在安详地打着旋。

    草场上，一大群苏联男女正紧张地劳动着。一天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草杈迎着阳光，一亮一亮的，一团团草捆被扔到马车上。彩色的衣裙、花头巾在迎风飘动。

    这平凡的劳动景象虽然没有什么新奇，却把我们深深地吸住了。什么伤痛、饥饿、疲劳、生命的危险，谁也不再去想它。我们拨开树枝，把头尽可能抬得高些，生怕从眼底下漏掉一点儿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小孙索性钻出树丛，攀到一棵大树上去了。

    我的眼睛里渐渐地潮湿了、模糊了。在那大雪茫茫的山林里，在战斗后休息的时刻，我们曾经多少次谈到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呀，尽管那种生活看来是那么遥远，我们还是谈着、想着。现在，这种生活却如此平静地展现在眼前了。看着，我不禁懊恨地想：为什么仅仅这么一条窄窄的小河，却把生活分隔得这么鲜明。

    我抬起头望了老赵一眼，他那双眼睛，那么亮，自从进入森林以来我就没有见它那么亮过。在眼睛下面，那突起的颧骨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我想跟他说句什么，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原来小孙看得太出神，不小心压断了一根树枝。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刺耳地响起来，接着一排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去。我们被日本鬼子边界的哨兵发觉了。

    我留恋地向草场上瞥了一眼，背起老赵，拔腿往林里跑去。小孙在后面掩护，他一面回枪，一面咒骂着：“……哼，连看看都不让……”

    敌人的哨兵倒没敢往林子里深追，可是这互射的枪声却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了追击的敌人。当我们吃力地翻过山背时，山下已经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和马队了。到处是敌兵，到处是枪声，我们连突了几个方向，都不得不退回到山顶上来。很明显，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这个山包上，把这个山头团团地围住了。

    我们来到一棵大松树底下，东倒西歪地坐下来。大家默默地互相望望，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可大家心里明白：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彩号，又经过了这连续三天的奔走和这一阵突围，现在别说走路，就连喘口气也几乎没有了力量，要想在这密密的重围中冲出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太阳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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