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 妈

在……我下意识地掏掏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钱没掏着，手却触到了腰间的文件包。这使人更加焦急：没有钱，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啊！

    “没法，我只得豁出脸皮闯一闯，想混上船去。谁知拖大带小的特别惹眼，人家一查票，不让上不说，还臭骂了我一顿。

    “我躲在码头旁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瞅上个机会。船，‘呜————’的一声开走了。

    “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沿着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孩子当然不知道我的心事，这个嚷：‘妈妈，饿……’那个叫：‘婶婶，吃……’也难怪他们，已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看看来到城郊，也没个宿处，我沿路捡些香蕉皮、柚子壳、甘蔗梢头，来到一家大门楼底下坐下来，把半截甘蔗梢头给平平咬着，我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嚼了，填到女孩的口里。慢慢地，孩子们睡着了。我怀里搂着孩子，手按着文件，听着孩子的鼾声和那震碎人心的海涛，一夜没有合眼。

    “天亮了，正想找个去处，大门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篮走出来，一眼就看得出是这家的用人。她看见我们，就问：‘你娘儿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依样撒谎：‘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没上去船。’其实，我心里的焦急，就是妈妈真的病重也不能比呀。但话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倒也真像了。

    “看来这位大嫂是个善心人，她关心地问：‘就不能找个亲友帮衬帮衬？’

    “‘没有啊！’

    “说话间，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叹口气，进去端出一大碗稀粥，给孩子们一人一口吃着。她又拿话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可两心隔肚皮，她哪晓得我的心事？我只需要钱，只要有那么一点儿钱就行啊。我说：

    “‘大嫂，你的好心我知道，实不瞒你说，我缺的是盘缠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又不愿让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了什么，压低了声音问我，‘你还回来不？’

    “‘回来？’我不懂她的意思，就含糊地回答，‘回来。’

    “‘要是还回来，那倒有个办法，可是……不知该说不该说呀……’

    “一听说有办法，我连忙抓住她：‘帮帮我，大嫂！’

    “‘这……’我一催，她更迟疑起来了。

    “我又催她：‘只要让我们娘儿仨上得去船，怎么都行。’

    “‘娘儿仨怕不行。大妹你别见怪，你不是两个孩子吗，我是说你把一个孩子留给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钱去上海。’她望了我一眼，一气说下去，‘以后，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钱，多花些钱还怕孩子赎不回来？’

    “你们知道，潮汕地区去南洋的很多，劳动力少，有一种风俗————兴买儿女。名义上是儿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议太意外了，我脑子‘嗡’的一声，啥话也说不出。那大嫂见我不吭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说不该说呀，这倒成了拆散你们母子了……’说完，悄悄地提上篮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孩子们一人一只手插进碗里，正在捞着最后的一点儿粥渣，这会儿都吃惊地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儿长得真俊秀，活像她妈妈；可是现在她爹妈正在阶级敌人的监牢里受着酷刑，她大概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作为一个同志，为了死去的烈士们，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他头上的伤还没好，叫绷带衬着，显得眼睛更大，鼻梁儿也更高了。他那看人的神情，那吃东西的模样，多像他爸爸呀！我想起，他爸爸临到红军中去的时候，叫着我当时的名字：‘辛平，孩子留给你，受累是你一个人，幸福暂时也是你一个人的，可是想念他的却是我呀！’现在，我怎舍得把他扔给陌生的、又是财主家里去受罪呢？

    “我想了又想：也许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钱？不行，时间不允许；也许我去沿门乞讨？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实在没法，我的思路又回到那大嫂刚才说的话上来。现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是……我下不了决心。我还在想着、想着。忽然，‘吱————’的一声，汽笛又响了，这是从上海来的船到了。这时，仿佛这汽笛在用它那震人的大嗓门儿呵斥我：‘辛平呀辛平，你已经是入党五六年的老党员了，怎么还这么糊涂？’那大嫂的话也在响：‘以后，多花些钱还怕赎不回来？’……

    “唉！……

    “我正要下决心，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对我说：‘妹妹，别伤心啦，这年头，穷人命苦，女人命更苦……唉，另想想办法去吧！……’

    “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大嫂问：‘当真？’

    “‘当真！’我咬着牙，尽量把话说得肯定些。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呶。’我紧咬着牙，抬手指指平平。那手呀，足有千斤重。

    “那大嫂弯腰搀起平平的手：‘走，乖孩子，跟大妈去吃点东西去！’

    “约莫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元，两张契纸。才隔了一个钟头，我觉得像隔了多少年。我没顾得接钱，又抱起了孩子。大嫂把钱数给我，还特地敲得铮铮地响。那敲的仿佛不是钱，而是我的心。

    “大嫂含着泪安慰我说：‘好妹妹，把心放宽点，只要我在这里，总不能让孩子屈着。’

    “我感激地点点头，在契纸上按了手印，然后从三块钱里拿出一块，递给她：‘我们娘儿俩，船票和吃食，有两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存着，孩子要有个三灾八难的，费心给请个大夫治治。’说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着孩子放声哭起来。孩子也看出了我要走的意思，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怎么也不放。那大嫂把孩子的手给掰开，哄着他：‘妈妈去买船票去，一会儿就回来。’接着又对我说：‘好吧，快去买票上船吧！看完了老人，快点回来。’

    “孩子也叫着：‘妈妈，买到票就回来呀！’

    “回来。回来的可能是极少的。我最后把孩子的手抓过来贴在脸上亲着，这时，我的手触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原来是那副手串，我随手脱下了一只，看了孩子一眼，狠狠心，抱起女儿就走。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的泪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走出几十步，我扭回头，看见了那一圈白白的绷带；不，什么也看不清，我的眼被泪水蒙住了。

    “我不敢再回头了。我害怕我会再跑回去。我紧抱着小女儿，抓牢腰里的文件，眼望着轮船码头，拼命地快走。

    “走，走，走出好远，我听见了孩子的叫声：‘妈————妈！’

    “就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分别了！”

    她的话停住了。屋里静得很，只有外面的北风在呼叫，把细细的沙子撒到窗子上来。尽管我们距离那种年代很远，但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一切。同志们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老何点上的一支烟早就忘了抽，都快烧到手指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同志竟唏嘘地哭起来。我看看冯司长，她显然也已经回到当时的情景里，两大滴晶莹的泪珠挂在眼睛下缘那有了皱纹的脸颊上。只在忆平又往她身边贴近了一些的时候，她才从往事中醒过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后来的事讲完。

    “到了上海以后，接着党就派我到红区去。我把女儿交给了党组织，又把找平平的事托付给一位党组织的同志。但是，红区没有去成。那时，敌人正疯狂地向红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城市的白色恐怖也特别厉害。我被捕了，被关进了监牢。这次入狱不是几天、几月，而是几年。这几年里，除了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在狱中所可能受到的刑罚和折磨以外，我还被深深的思念折磨着：孩子怎样了？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我出狱了，接着就到了延安。这时我才知道，在我被捕后不久，我托付找我儿子的那个同志也被捕牺牲了。

    “这些年来，我想念着孩子，也想尽了办法找他。特别是在我知道他爸爸在一九四〇年的战争中牺牲后，我更是想着孩子。在抗战期间，我托地下党的同志打听过，找不到。全国胜利以后，我自己跑去找过，这时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在土改时逃到香港去了。但我还在找着……

    “忽然，你们看见，昨天他来了。

    “孩子的经历，是他刚才告诉我的。还是党救了他。当时，那个同志把我的要求托付给了汕头的党组织，党帮我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上海。因为我那时正在狱中，就把孩子托给一个女同志养着。后来，这个同志被派到国外学习，路上又需要掩护，她就把我的孩子带到了国外。自然，熟悉孩子的情况的同志都在监狱里，而我的名字又时时更换，无论是哪个同志还是孩子，都无法和我联系了。

    “一九四九年后，孩子托人找过我，没找到。这次回国参加建设，找遍了中央各部，才找到了我。”

    讲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拉住忆平的手，长长地抽了口气：“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呀！谢谢我们的党！我把他扔掉了，党把他给我找回来。现在，他又回到我的身边了！”她结束了自己的故事，“至于他是怎样长大成人的，让忆平自己给你们讲吧！”

    随着故事的结束，屋里慢慢地活跃起来。忆平同志成长、学习的情况，自然是我们感兴趣的，可惜天已经太晚了。我们都深情地望着忆平。他也是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幼年的情形，他激动地又往母亲身边偎了偎，低声地叫了声：“妈妈！”

    “妈妈！”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重复着，最后不约而同地向着冯司长，大声地喊，“妈————妈！”

    司长笑了，忆平笑了，我们也笑了。笑声，钻出窗棂，在这宁静的首都的夜空里，飞散得很远，很远……

    195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