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恨歌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寅恪按：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

    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著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按：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学及燕山外史式之《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兹节录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证如下。

    《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安师墓志》云：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又《康达墓志》云：

    君讳达，自（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观两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韩昌黎集》《河东先生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观于文昌遗书退之之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条（参《韩昌黎集》卷一四《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张籍《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云：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其二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年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源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莺莺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年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便在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后人昧于此义，遂多妄说，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选《长恨歌》评云：

    迷离恍惚，不用收结，此正作法之妙。

    又《唐宋诗醇》卷二二云：

    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视之，其言似皆甚允当。详绎之，则白氏此歌乃与传文为一体者。其真正之收结，即议论与夫作诗之缘起，乃见于陈氏传文中。传文略云：

    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此节诸语正与元氏《莺莺传》末结束一节所云：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适相符合。而李氏之《莺莺歌》，其诗最后数语亦为：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语字从董解元西厢本，他本作路）。

    然则《莺莺歌》虽不似《长恨歌》之迷离恍惚，但亦不用所谓收结者，其故何耶？盖《莺莺传》既可谓之《会真记》（见拙著《读〈莺莺传〉》，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今附于第四章后），故《莺莺歌》亦可谓之《会真歌》。《莺莺歌》以“与郎相见”即会真结（会真之义与遇仙同，说详拙著《读〈莺莺传〉》），与《长恨歌》以长恨结，正复相同。至于二诗之真正收结，则又各在其传文之中也。二诗作者不同，价值亦异，而其体裁实无一不合。盖二者同为具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也。后世评《长恨歌》者，如前所引二例，于此全未明了，宜乎其赞美乐天，而不得其道矣。

    更取韩退之小说作品观之（详见拙著《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如《韩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联句诗序》，即当时流行具备众体之小说文也。其序略云：

    二子（侯喜刘师服）因起谢曰：“尊师（轩辕弥明）非世人也，其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道士奋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谓刘曰：“把笔来，吾与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为八句。书讫，使读。读毕，谓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齐应曰：“就矣。”

    寅恪按：此八句四十字，即《石鼎联句诗序》之末段。其词云：

    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拯。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此篇结句“此物”二字，即“石鼎”之代称。亦正与李公垂之《莺莺歌》，即《会真歌》之“与郎相见”，白乐天《长恨歌》之“此恨绵绵”，皆以结局之词义为全篇之题名，结构全同。于此可以知当时此种文章之体制，而不妄事评赞矣。复次，洪氏《韩公年谱》云：

    或谓轩辕寓公姓，弥明寓公名，盖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刘侯虽皆公门人，然不应讥诮如是之甚。且言弥明形貌声音之陋，亦岂公自词耶？而《列仙传》又有《弥明传》，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韩义考异》云：

    今按此诗句法全类韩公，而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近韩字，弥字之意又与愈字相类，即张籍所讥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者也，故窃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声音之陋，乃故为幻语，以资笑谑，又以乱其事实，使读者不之觉耳。若《列仙传》，则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着之，尤不足以为据也。

    寅恪按：朱子说甚谛，其深识当时文章体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故不嫌骈赘，并附于此，以资参校。

    何谓文人之关系？《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元白二人作诗，相互之密切关系，此数语已足以尽之，不必更别引其他事实以为证明。然元白二人之作诗，亦各受他一人之影响，自无待论。如前引《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乐天自注云：

    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云：

    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盖《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略云：

    五年春，微之左转为江陵士曹掾。仆职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欲足下在途讽读。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皆得作者风。岂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

    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云：

    予友李公垂，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今《白氏长庆集》卷三卷四所载《新乐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咏而作也。其所以使李氏心伏者，乃由当时文士各出其所作互事观摩，争求超越，如《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云：

    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莺莺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兹释《长恨歌》，姑就《莺莺歌》及《莺莺传》与《长恨歌》及《长恨歌传》言之，暂置《连昌宫词》不论焉。

    据《莺莺传》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此节上已引）。

    贞元何年，虽阙不具。但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改元永贞，是传文之贞元岁，绝非贞元二十一年可知。

    又《莺莺传》有：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

    之语。则据《才调集》卷五微之《梦游春七十韵》云：

    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

    《韩昌黎集》卷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

    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及《白氏长庆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同）云：

    年二十四，试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

    是又必在贞元十八年微之婚于韦氏之后（微之此时年纪，即一十四），而《莺莺传》复有：

    自是绝不复知矣。

    一言，则距微之婚期必不甚近，然则贞元二十年乃最可能者也。又据《长恨歌传》略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乐天因为《长恨歌》。

    此则《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莺莺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若其关于帝王、平民（莺莺非出高门，详说拙著《读〈莺莺传〉》），贵贱高下所写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论矣。复次，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其详俟于《论〈连昌宫词〉》章述之），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

    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崇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喜举老杜《北征》诗“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节，及《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一节，以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见拙著《读〈莺莺传〉》）。如魏、张之妄论，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又汪立名驳《隐居诗话》之言（见《汪本》卷一二）云：

    此论为推尊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若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

    是以陈鸿作传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即补充史才议论之部分，则不知此等部分，为诗中所不应及，不必详者。然则汪氏不解当日小说体裁之为何物，犹有强作解事之嫌也。歌云：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略云：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寅恪按：洪氏之说是也。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但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如乐史所编著之《杨太真外传》是也。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虽然此节物语之增加，亦极自然容易，即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陈传所云“如汉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证也。故“人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特为标出，以供读者之参考。寅恪于此，虽不免有金人瑞（即金圣叹）以八股文法评《西厢记》之嫌疑，然不敢辞也（可参《新乐府》章《李夫人》篇）。

    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云：

    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鲁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云云。盖燕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又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云：

    唐明皇纳寿王妃杨氏，本陷新台之恶，而白乐天所赋《长恨歌》，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陈司败遗意矣。春秋为尊者讳，此歌深得之。

    寅恪按：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已多矣。清代论兹事之文，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杨氏入宫并窃笛”条，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等，似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朱氏之文为最有根据。盖竹垞得见当时不甚习见之材料，如《开元礼》及《唐大诏令集》诸书，大宗实斋不过承用竹垞之说，而推衍之耳。今止就朱氏所论辨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借以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

    《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略云：

    《杨太真外传》，宋乐史所撰。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传闻之谬也。按《唐大诏令》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以黄门侍郎陈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考之《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采，皇帝临轩命使。降而亲王，礼仪有杀，命使则同。由纳采而问名，而纳吉，而纳征，而请期，然后亲迎，同牢。备礼动需卜日，无纳采受册即归寿邸之礼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敕曰，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毅（寅恪按：“毅章”氏引作“悫”），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清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弘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盖帝先注意于妃，顾难夺之朱邸，思纳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嫔藩国者，据妃曾受册云然。其日太后忌辰者，昭成窦后以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则天后以建子月为岁首，中宗虽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直至顺宗永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中犹循中宗行香之旧，是妃入道之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见，号曰太真。史称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然则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寿邸。陈鸿《长恨传》谓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妃于寿邸，与《外传》同其谬。张俞《骊山记》谓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而李商隐《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归寿邸，一咏帝与妃定情系七月十六日，证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是足当诗史矣。

    寅恪按：朱氏考证之文，似极可信赖。然一取其他有关史料核之，其误即见。其致误之由，在不加详考，遽信《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传》所云：

    二十四年惠妃薨。

    一语，但同书同卷与《玄宗杨贵妃传》连接之《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云：

    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

    而竹垞所以未及注意此二传纪载之冲突者，殆由《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亦承用旧传“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文。朱氏当日仅参取《新唐书·杨贵妃传》，而未别考他传及他书。不知《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于《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特删去旧传“开元二十五年薨”之语。岂宋子京亦觉其矛盾耶？夫武惠妃薨年为开元二十五年，非二十四年，可以两点证明。第一，《旧唐书·武惠妃传》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之纪载与其他史料俱不合。第二，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先就第一点言之，如：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薨，丁巳追册为皇后。

    《唐会要》卷三“皇后”门略云：

    玄宗皇后武氏。后幼入宫，赐号惠妃。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赠皇后，谥曰贞顺。

    《通鉴》卷二一四《唐纪》卷三〇《玄宗纪》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

    《大唐新语》卷一一《惩戒》篇云：

    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以十二月毙。（薨？）

    可知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薨说，几为全部史料之所同，而《旧唐书·杨贵妃传》武惠妃开元二十四年薨说，虽为《新唐书·杨贵妃传》所沿袭误用，实仍是孤文单纪也（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上》云：“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乃数字传写讹误，可不置辨。又可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

    再就第二点言之，《旧唐书》卷一〇七《废太子瑛传》叙玄宗之杀三庶人，即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事略云：

    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构异谋。玄宗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传文之神话附会姑不论，但若武惠妃早薨于开元二十四年，则三庶人将不致死于二十五年四月矣。此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所以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而依朱氏所考，杨妃于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即已入宫，实则其时武惠妃尚在人间。岂不成为尹邢觌面？是朱氏所谓：

    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

    即谓杨贵妃为武惠妃之替身者，亦绝对不可能矣。

    又朱氏所根据之材料，今见《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其《册寿王杨妃文》年月为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册寿王韦妃文》为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至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则不载年月。《全唐文》卷三五及三八均同。《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亦著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此条《资治通鉴·考异》云：“《实录》载册文云杨玄璬长女。”盖《唐大诏令集》之所载，乃宋次道采自《唐实录》也。又《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四载秋七月壬午“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其《资治通鉴·考异》云：

    统纪八月册女道士杨氏为贵妃。本纪甲辰。唐历甲寅。今据《实录》，壬寅，赠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后，恐册妃在赠官前。新《本纪》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今从之。

    寅恪按：杨氏之度为女道士入宫与册为贵妃本为先后两事。其度为女道士，实无详确年月可寻。而章实斋考此事文中“天宝四载乙酉有度寿王妃杨氏入道册文”云云，岂司马君实、朱锡鬯所不能见之史料，而章氏尚能知之耶？实误会臆断所致，转以“朱竹垞所考入宫亦未确”为言，恐不足以服朱氏之心。至杭大宗之文，亦不过得见钱会《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唐大诏令集》提要，及《曝书亭集》敷衍而为之说，未必真见第一等材料而详考之也。

    复次，朱氏唐代典礼制度之说，似极有根据，且依第一等材料《开元礼》为说。在当时，《开元礼》尚非甚习见之书，或者使人不易辨别其言之当否。独不思世人最习见之《通典》，其第一百零六卷至第一百四十卷为《开元礼纂类》，其五《礼》篇目下注云：

    谨按斯礼，开元二十年撰毕。自后仪法续有变改，并具沿革篇。为是国家修纂，今则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本百五十卷，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

    足征杜氏悉依《开元礼》旧文，节目并无更改。其书卷一二九《礼典》、卷八九《开元礼纂类》、卷二四《嘉礼》、卷八“亲王纳妃”条所列典礼先后次第，为（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期。（六）册妃。（七）亲迎。（八）同牢。（九）妃朝见。（一〇）婚会。（一一）妇人礼会。（一二）飨丈夫送者。（一三）飨妇人送者。其册妃之前为请期，其后即接亲迎，同牢。是此三种典礼之间，虽或有短期间之距离，然必不致太久。即如朱氏所考杨氏之受册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为女道士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则其间相隔已逾一岁，颇已有举行亲迎，同牢之危险矣。何况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间，其薨年实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朱氏所考窦氏忌辰为正月二日，乃依据《唐会要》卷二三“忌日”门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之奏，及册寿王妃杨氏为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乃依《唐大诏令集》。皆甚精确）。是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者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

    至杨氏究以何时入宫，则《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无年月，然必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卷五《玄宗纪》云：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南部新书》辛卷云：

    杨妃本寿王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杨太真外传·上》云：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

    正史小说中诸纪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又《资治通鉴》记“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入宫事”于天宝三载之末，亦有说焉。《通鉴》纪事之例，无确定时间可稽者，则依约推测，置于某月，或某年，或某帝纪之末，或与某事有关者之后。司马君实盖以次年即天宝四载有“册寿王妃韦氏及立太真妃杨氏为贵妃事”，因追书杨氏入道于前一岁，即天宝三载“裴敦复赂杨太真姊致裴宽贬官事”之后耳，其实非有确定年月可据也。

    但读者若以杨氏入宫即在天宝三载，则其时上距武惠妃之薨已逾六岁，于事理不合。至“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事”，竟迟至天宝四载者，则以其与“册杨太真为贵妃事”，互为关联。喜剧之一幕，至此始公开揭露耳。宫闱隐秘，史家固难深悉，而《通鉴》编撰时，此《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无年月日可考，亦可因而推知也。

    歌云：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关于玄宗临幸温泉之时节，俟于下文考释“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句时详辨之，姑不赘言。

    兹止论赐浴华清池事。按《唐六典》卷一九《温汤监（一人）正七品·下》注略云：

    辛氏三秦纪云，骊山西有温汤，汉魏以来相传能荡邪蠲疫。今在新丰县西。后周庾信有温泉碑。皇朝置温泉宫，常所临幸。又天下诸州往往有之，然地气温润，殖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骊山，多所不逮。

    《又丞（一人）从八品·下》注云：

    凡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汤泉馆室有差，别其贵贱而禁其逾越。凡近汤之地，润黩（泽？）所及，瓜果之属，先时而育者，必为之园畦，而课其树艺。成熟，则苞簋而进之，以荐陵庙。

    寅恪按：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非若今世习俗，以为消夏逭暑之用者也。此旨即玄宗亦尝自言之，如《全唐诗》第一函《明皇帝诗》中有：

    唯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此条失之眉睫，友朋中夏承焘先生首举以见告，甚感愧也）。

    及《幸凤泉汤》五言排律云：

    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

    皆可为例证也。中唐以后以至宋代之文人，似已不尽了解斯义。故有荔枝香曲名起原故事之创造，及七夕长生殿私誓等物语之增饰。今不得不略为辨正。盖汉代宫中即有温室，如《汉书·孔光传》所谓，“不言温室树”者是也。《倭名类聚抄·佛塔具》之部云：

    温室，内典有《温室经》。今按温室，即浴室也，俗名由夜。温泉一名汤泉，百病久病人入此水多愈矣。

    寅恪按：今存内典中有北周惠远撰《温室经义记》一卷（《大正藏》一千七百九十三号），又近岁发现《敦煌石室写本》中亦有唐惠净撰《温室经疏》一卷（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二千四百九十七），此经为东汉中亚佛教徒安世高所译（即使出自讹托，亦必六朝旧本）。其书托之天竺神医耆域，广张温汤疗疾之功用，乃中亚所传天竺之医方明也。颇疑中亚温汤疗疾之理论及方法，尚有更早于世高之时者，而今不可详知矣。由北周惠远为此经作疏及同时庾信、王褒为温汤作碑文事等（《庾子山集》卷一三、《艺文类聚》卷九、《初学集》卷七）观之，固可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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