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竟怎样。但曹操认为曹植在他的诸儿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后来因为他失掉父亲的宠爱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二三零年曹丕受汉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对一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开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廙。当时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当然无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别人来援手。这种心情表现在《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样“风波”喻险恶，“利剑”喻权力。“雀”喻被难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来援救的人。当时作者自己也正似罗网里的黄雀，虽然保全性命，自由却丝毫没有。被遣就国之后，监国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错儿，随时可以得罪。他的《离缴雁赋》所谓“挂微躯之轻翼，忽颓落而离群”，《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都是比况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黄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监国使者果然控告他“饮酒悖慢，胁劫使者”。曹丕给他贬爵的处分。他的《乐府歌》：“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表示对于监国使者的怨愤。《当墙欲高行》说得更痛切：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黄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一同入朝，曹彰到洛阳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国，曹植希望和他同路东归（这时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监国使者不给他这个自由。他十分愤慨，写了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七章。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等句痛骂监国，最为愤激。第五章“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句，从曹彰的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为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这一章前面的话全是宽慰曹彪，嘱他不要悲伤，末后忽然又说要想不悲伤是办不到的。好像劝人停止啼哭，话还没说完自己倒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全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现。另有一首失题诗，写别离的伤感和畏祸的心情，大约也是这时所作：

    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

    曹丕死后曹叡继位，曹植的生活并未改善。他这时所感的痛苦，一是再三改封，居处不定；二是兄弟隔绝，不许交通；三是土地贫瘠，衣食不继；四是闲居坐废，功业无望。《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因为几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现在《吁磋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这诗用转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飘摇”、“流转”的感觉还不是最痛苦的，更深的悲感是“长去本根”。原来明帝不许诸王入朝，曹植苦于“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求通亲亲表》），骨肉之间生离等于死别，所以本篇末四句说得那么沉痛。

    文帝和明帝对待诸侯都极其苛薄，对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贫困的情形又见于《转封东阿王谢表》：“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口，形有裸露。”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许多是“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睹，气息裁属”的（《谏取诸国士息表》），当然不能有什么生产。不过比贫穷更难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闲居赋》说：“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可见其“块然独处”的烦闷。《白鹤赋》“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长此废弃，使建功立业的希望永远断绝。但他还想竭力争取，太和二年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乘危蹈险，乘舟奋骊，突刃触矢，身先士卒”，宁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而不愿“禽息鸟视，终于白首”，作“圈牢之养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终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为无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长安的时候，洛阳竟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迎立曹植。（《三国志》注引《魏略》）足见曹植在当时臣民的心目中还大有威望，这对于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种关系，所以有一篇《怨诗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叹“为君诚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而希望有一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迹，如“金縢”故事。但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郁郁到死。

    曹植在忧谗畏讥的生活中有不少“讽君”之作，《怨诗行》、《七步诗》都是后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楼”、“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弃妇口吻，也都是有所托喻。这一类，在他的作品里也是艺术性较高的。他又有游仙诗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现作者苦闷的感情，如《游仙》：“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云凌紫虚。”《远游》：“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都是有激而发，并不是真的歌颂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论》里骂过方士，在《赠白马王彪诗》里又明白说出“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黄初以后的生活造成其诗歌的“抑扬怨哀”的一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作品成为鲜明的对照。

    四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强烈地追求身后荣名。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但究竟还算看得起文学，他相信文学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在王佐事业上碰壁以后还是下决心“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虽然做诗人是他的第三志愿，他却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他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他也熟习民间文艺，他曾对邯郸淳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对于乐府民歌的欣赏更不消说。“通俗”是当时新兴阶层文人的进步倾向，在汉灵帝时已经如此，保守的，属于旧阶层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对这种倾向。（详见《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倾向使曹植重视五言诗，用来做主要的文学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学————诗、骚、赋、颂————的修养，这对于他提炼诗的语言有所帮助。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不是把诗骚赋颂移植到诗里来。所以他发展了乐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诗从“质木无文”发展到“词采华茂”，是功绩，不是罪愆。至于后来陆机、颜延之等人受他的影响而走得太过，却不是他所应该负责的。

    因为他所属的阶层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比较接近人民，又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是受压迫的，生活是艰辛的，自然产生对贫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诗里有人道主义的成分。

    他在压迫之下并不颓丧，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

    热情和壮志使他成为爱国者。他渴望统一，不忘平吴伐蜀，也关心边患，高呼“蹈匈奴”、“凌鲜卑”。以当时较进步的魏国来统一吴蜀是推进历史的合理办法，解除西北外族的威胁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他的口号不是黩武的，而是爱国的精神。这精神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里。

    不过，他所属的阶级究竟是剥削阶级，他的阶级出身不能不限制他。因而他的同情疾苦，反映社会的诗究竟是少数，多数作品是只关系他个人的。时代也限制他，他选择文学形式也不能完全放弃四言诗、辞赋等旧体，做了不少的假古董，不能彻底走革新的路。因此我们觉得锺嵘《诗品》说曹植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稍嫌过分一些。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奠定五言诗基础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毕竟超过同时代的作者。当时文学的进步性在他的诗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确实是建安诗人最适当的代表。我们既重视建安时代的诗，那能不重视这一个代表人物？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