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庙寝通考及后九篇(1)

    明堂庙寝通考

    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者是也。说文：“，地室也。”当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后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户、牖以达于堂，有侧户以达于房，有向以启于庭。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备也。故室者，又宫室之主也。明乎室为宫室之始及宫室之主，而古宫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 十二纪、小戴记 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书大传略同。唯改四大庙为正室。大戴记 （盛德）〔明堂〕篇[一]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今试由上章所言考之，则吕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实为古制。考工记中“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等语，均与古宫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则显与自说相抵牾。至大戴“九室”之说，实为秦制。隋书 宇文恺传引礼图，并见聂崇义三礼图。恐秦时据考工记“五室”、吕览“四堂”之文，昧古代堂与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书大传以四堂为四正室。是秦汉间人不知堂与室之分之证也。并四与五则为九矣。说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见玉藻、明堂位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后人误羼入大戴记（盛德）〔明堂〕篇[二]中。则又恐据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而兼数之。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汉以后，或主五室说，或主九室说。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说，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诸堂之中央及四正，艺文类聚 礼部引古三礼图说。或置诸中央及四隅，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郑驳五经异义。或置诸堂、个之后。汪中明堂通释。孔广林明堂亿说与汪略同。[三]其主四隅说者，或谓四室接太室之四角为之，聂崇义三礼图如此，戴震考工记图、张惠言仪礼图从之，而又参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谓四室不与太室相属，而远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释所图郑说如此。即同主一说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说者，则或接太室之四角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为四室；聂氏三礼图谓为秦制，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从之。或三三相重，房间通街。后魏李冲所造如此。见隋书牛弘及宇文恺传。又主调停说者，则有若贾思伯于太室四角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当考工记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书 贾思伯传。有若焦循于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两分四室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群经宫室图。有若唐仲友于一堂中画东、西、南、北以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于四堂之间者矣。帝王经世图谱。有若阮元以考工记虽言一堂而实有四堂，故为广九筵、修七筵之堂四于外，而于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则又合唐氏之说以考工记之度矣。揅经室续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义云何？魏李谧、隋牛弘之所诤者不可夺也。又据阮氏之说，则中央之地，修广九筵。今五室所占，纵横仅得六筵，则所余三筵之地如何？于是有若陈澧以三筵之地当五室之壁之厚，而谓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论、牛弘明堂议、李觏明堂定制图等，但务剿说而不能以图明之者，其数尚多。盖斯涂之荆棘久矣。自余说言之，则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阳”之名仅见于尔雅，“总章”之名一见于尸子，而“玄堂”则无闻焉。其名或出后人之缘饰，然其制则古矣。盖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听朔之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证之。于文，“王”居“门”中为“闰”。周礼 春官大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玉藻：“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先郑注周礼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说文亦云：“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闰，从王在门中。”周礼、玉藻之说，虽有可存疑之处，然文字之证据不可诬也。要之，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然则古者听朔之事，可以“闰”字证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听朔证之。月令之说，固非全无依据矣。且考工记之记明堂，世所视为与月令绝异者也。记但言堂之修广而不言堂数，故自汉以来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无不可见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后，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东、西也，夹有东、西也，个有左、右也，而从不闻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则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两夹”亦然。古“夹”、“个”两字，音义皆同。书 顾命及考工记之“夹”，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记此句，自汉以来皆读“四旁两夹窗”为句，孔广森礼学卮言始读“四旁两夹”为句，而以“窗”字属下，读“窗白盛”为句。证以大戴礼之“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其读确不可易。每堂各有两夹，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谓“四旁两夹”也。若“四阿”之释，则或以为四注屋，郑氏考工记“四阿重屋”注。或以“阿”为屋翼，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或以“阿”为楣。程瑶田释宫小记。然郑氏于考工记 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礼“当阿”注皆云：“阿，栋也。”盖屋当栋处最高，计屋之高，必自其最高处计之。“门阿之制五雉”，谓自屋之最高处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当之矣。郑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栋，故于“四阿”下解为“四注屋”。然此“四阿”与“王宫门阿”同在匠人一职，不容前后异义，自当从郑君后说。既有四栋，则为四堂无疑。故考工记所言明堂之制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证之而有余。明堂合四堂而为一，故又有“合宫”之称。尸子曰：“黄帝合宫，（殷人）〔有虞氏〕[四]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说不可易也。

    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乃主一堂说者，以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说者，则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说诡僻，不合于古宫室之制。且古之宫室，未有有堂而无室者。有之，则惟习射之榭为然。明堂非习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为堂后之正室，与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当之，可谓舍康庄而行蹊径者矣。

    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左氏传所谓“埋璧于太室之庭”，史记 封禅书载申公之言曰：“黄帝接万灵明庭。”盖均谓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此“太庙”者，非中央别有一庙，即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四太庙也。太庙之“太”，对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对四室而言。又谓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为通用字。故春秋经之“世子”，传作“太子”。论语之“世叔”，左氏传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称“世父”，皆以“大”为义。故书 洛诰、礼 月令、春秋左氏、谷梁传之“太室”，考工记、明堂位、公羊传并称“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为名。嵩高在五岳之中，故古谓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则“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绝大为名。即此一语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略具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太室”，殷虚书契卷一第三十六页，又卷二第三十六页。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书 洛诰：“王入太室，祼。”王肃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此东都文王庙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吴彝盖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盖云：“王在周康宫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宫辟太室。”曶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灭，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则成王、康王、穆王诸庙皆有太室，不独文、武庙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庙，亦得于古金文字中证之。克钟云：“王在周康剌宫。”“剌宫”即“烈宫”，古金文皆假“剌”为“烈”。颂鼎颂敦、颂壶、颂盘文同。云：“王在周康卲宫。”“卲”字从召、从卩。“卩”即古“人”字。说文作“佋”，经、传通用“昭”字。寰盘云：“王在周康穆宫。”望敦云：“王在周康宫新宫。”同在宗周之中，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是。若从先儒所说古宗庙之制，则更无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为五室。宗庙之制亦然。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请举其证。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 昭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既为居息之地，自不能无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宫，故每宫皆当有之。四宫四室，并太室为五，与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当分属于四堂，又可于此得其确证矣。

    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廷，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礼证之。古天子、诸侯之命群臣也，必于庙中。周礼 春官 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筦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诸侯，则（摈）〔傧〕[五]。”郑注：“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前者为天子命诸侯之礼，后者为诸侯命诸臣之礼。然古金文所纪册命之礼，颇与此殊。颂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略。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章。”寰盘：“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门，立中廷，北乡。史冓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锡寰。”他器文类此者颇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乡”。就所谓中廷之地，颇有寻绎者焉。案：礼经中言“庭”，皆谓自堂下至门之庭。其言“中庭”者，则谓此庭南北之中。然则上诸器文系“中廷”于入门后，自当为门内之廷。又云“止中廷，北乡”，则又当为南乡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乡”，而王即位于太室，则王必于太室之北设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记，堂修七筵、广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修当如堂九筵之广，则王位与中廷间有太室之修九筵、堂修七筵，又加以庭修之半，前人谓庭修当堂修之三倍。则王与所命者之间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修大减于考工所记，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与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决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但器文于所命者入门后略去升堂、入室诸节耳。盖太室之地，在寻常宫室中本为广廷。太室虽上有重屋，然太室屋与四宫屋之间，四旁通明，汉时犹谓之“通天屋”，隋书牛宏传引蔡邕明堂论。故可谓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谓之“中廷”。此中廷，与礼经所谓“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绝异。太室之修九筵，则所命者立于中廷，距王位不过四筵。故史得受命书于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礼乃得行焉。且古人于太室本有“廷”称。左传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则，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缘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则不得系之太室。所谓“太室之廷”，犹班固言承明、金马著作之“廷”云尔。故余断言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礼，皆与古宫室之制相关，故不得不详辨之也。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然则路寝如何？郑（弘）〔玄〕[六]于毛诗笺、考工记及玉藻注，均谓“明堂、宗庙、路寝同制”，而于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谓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疑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

    至燕寝之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有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 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乡一屋而已。

    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有中溜知之也。“中溜”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溜。古者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溜〕[七]，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云。”正义引庾蔚之云：“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溜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溜。”郑又云：“祀中溜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溜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溜，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两溜，其理难通；开牖象溜，义尤迂曲。其实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溜及中溜也。案燕礼：“设洗，当东溜。”郑注：“当东溜者，人君为殿屋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此南溜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溜，两下屋有南、北二溜，而皆不能有中溜。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溜”；在西者，均可谓之“西溜”；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溜”，北屋之“南溜”，东屋之“西溜”，西屋之“东溜”，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溜”，不可得也。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案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柶、鬊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溜”，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 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由说文之例，“庭”字当为“廷”下重文。然说文收“廷”字于（彳）〔廴〕部[八]，“庭”字于广部，而释之曰：“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则许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释，辞虽微异而义则无殊。段氏说文注乃谓：“无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郑君“中溜犹中室”之言，乱许君“廇，中庭”之古义。不知许君释“庭”为宫中，正指无屋之处。证之本书：“闱，宫中之门也”，“壸，宫中道也”，皆指无屋之处言。若在屋下，则有户无门，又恶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其义一也。然则许君所云“廇，中庭也”，亦指中央无屋之处，与上文所言中溜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创说矣。故“中庭”者，对东、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溜为之界，故曰“廇，中庭也”。然非发见古宫室之通制，亦无以定中溜之地位。而由中溜之地位，又足以证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矣。

    说斝

    说文解字：“斝，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罗参事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云：“案斝从吅，不见与爵同意之状。从冂亦不能象斝形。卜辞‘斝’字作，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硕，甚得斝状。知许书从作者，乃由而讹。卜辞从，象手持之。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转讹者也。又古彝文有字，与此正同，但省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无流与尾，与传世古斝形状吻合，可为卜辞字之证。又古‘散’字作，与字形颇相近，故后人误认‘斝’为‘散’。韩诗说诸饮器有散无斝，今传世古酒器有斝无散；大于角者，惟斝而已。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云云。余案：参事说是也。浭阳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备列诸酒器，其饮器中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与特牲馈食礼之“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数虽不同，而器则相若。其证一也。礼言饮器之大者，皆“散”“角”或“斝”“角”连文。礼器：“礼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则云：“举斝角，诏妥尸。”皆与“角”连文。言“散”则不言“斝”，言“斝”则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证二也。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周礼 司尊彝：“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余见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斝，其器至大，殆与壶、尊之大者所受略同，盖即古之灌尊。则“斝彝”者，其器即以斝为之。郑君“彝画禾稼”之说，决不然矣。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左氏 昭十七年传：“若我用瓘斝、玉瓒。”案：“瓘”当作“灌”。“灌斝”即灌尊。斝所以盛鬯，瓒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斝为之。而周礼 鬯人职则云：“凡疈事用散。”“散”既为饮器，又为灌尊，明系“斝”字之讹。其证三也。诗 邶风：“赫如渥赭，公言锡爵。”毛传云：“祭有畀辉、胞、翟、阍者，惠下之道，见惠不过一散。”经言“爵”，而传言“散”。虽以礼诂诗为毛传通例，然疑经文“爵”字本作“斝”，转讹为“散”。后人因“散”字不得其韵，故改为“爵”。实则“散”乃“斝”之讹字。赭、斝为韵，不与上文籥、翟为韵。其证四也。礼有“散爵”，乃杂爵之意。燕礼与大射仪，公与诸臣异尊：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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