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获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遫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毕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弊危亡，终身愁辜。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庸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