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第三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誌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誌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懼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曹衛，四國相輔，大困之奸，獲齊頃公，　逄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誌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霄，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祝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到尊為不可以加於到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到辱為亦不可以加於到尊大位，故難失位弗君也。已反國複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固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複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嘗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複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　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製，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誌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暗，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複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同事不審時，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span></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