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校釋附編五

，人生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云云。」盼遂按「覺佞」當是論衡篇名，與答佞篇為姊妹篇，舊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猶之實知之後有知實，能聖之後有實聖也。

    乙、能聖篇

    丙、實聖篇　卷二十須頌篇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盼遂按：三增者，語增、儒增、藝增。九虛者，書虛、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道虛。皆論衡篇名也。然則能聖與實聖，亦必為論衡篇名，不知於何時失傳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對作篇云：「且凡造作之過，惡其言妄而誹謗也。「惡」字各本訛作「意」，今改正。論補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盼遂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五者，皆論衡篇名，所以張其實事疾妄之說也，則盛褒亦必為論衡篇名，與須頌為並蒂連理之文無疑，而後世亡失者也。據以上四事，由論衡本文中所載佚篇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載篇名未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從未提及者，為數當更不少，則論衡篇數過百之說，非無稽矣。

    三、以各書所引佚文為證。

    馬總意林卷三引論衡云：「天門在西北，地門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時，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論衡云：「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于首陽山，非讓國於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

    同上又引論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

    段成式酉陽雜俎加十石駝溺條云：「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盡落，得仙去。出論衡。」

    據以上四事，舉不見于今本論衡，知論衡至今日殘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項證明，則論衡百篇之說，蓋確有此見象，而未容奪易矣。

    〔容肇祖論衡中無偽篇考〕

    （見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史地週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論衡一書的篇數，據范曄後漢書卷七九王充傳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著錄：「論衡二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子部雜家著錄：「論衡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二著錄論衡三十卷，說道：

    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祕玩以為談助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亦著錄「論衡三十卷」，說道：

    初著書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王朗初傳之時，以為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自今觀之，亦未見其奇也。

    今存本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內招致篇有目無篇。）疑唐、宋以來所傳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稱三十，或者後人求合整數之故，多分一卷，非必偽為一卷以求增益的。

    論衡中各篇，從內容看，最可疑的為亂龍篇。胡適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說道：

    王充的論衡，是漢代一部奇書，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辯護，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此外重複的話極多。偽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北京大學叢書本頁十二。）

    如果亂龍為偽篇，則亂龍前明雩、順鼓兩篇，後半亦為董仲舒求雨的見解辯護的，兩篇的後半篇便為後人附增。然而通觀論衡全書，說及土龍求雨的事頗不少，而都沒有和亂龍篇的見解相反的。我覺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對天人感應的迷信，但于類感類應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為董仲舒土龍求雨的見解辯護了。茲立三證，證明亂龍、明雩、順鼓等篇絕非後人假造，略舉所見如下：

    （一）亂龍所用辨證法純為王充的辨證法，和全書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對於「浮虛之事，輒立證驗，」（對作篇）。這是他的好處。又以為：「方比物類，為能實之。」（薄葬篇。）方比物類，即是類推，這是不能沒有毛病的。這是亂龍篇所謂「以象類說」。他承認類感類應的道理，以為土龍可以致雨，他的亂龍篇說道：

    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

    這些話以下，他列舉十五效驗及四義，又即說道：

    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

    這樣的詳細舉十五效驗及四義，的確是王充的辯證的方法。

    （二）論衡中說土龍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認土龍求雨，沒有明顯反對董仲舒的。明雩篇舉出當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種理由；順鼓篇說久雨擊鼓求晴的緣故，都為董仲舒的見解辯護的。明雩、順鼓、亂龍三篇相連接，都為董仲舒辯護，偽則全偽，真則全真，這三篇見解有姊妹相連屬的關係，姑且不引為證。此外尚有一些篇說及土龍致雨的。龍虛篇說道：

    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雷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與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

    又感類篇說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夏秋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

    他反對雷為天怒，而承認以類招氣是可能的。定賢篇說道：

    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恆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

    他以為董仲舒的信土龍是有緣故的。當然土龍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為董仲舒辯護，在死偽篇說道：

    董仲舒請雨，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偽真也。

    又感類篇說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

    這可以見出王充為董仲舒以土龍求雨辯護的理由，原來設土龍求雨是為憂念百姓，只要致精誠，不顧物之真偽的。亂龍篇所說「以禮示意有四義」，便是這種的見解。亂龍篇的四義，說的如下：

    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耡，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義，一也。（「義一」原作「一義」，依劉盼遂校箋校改。）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于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

    看這四義，即是死偽篇說的「致精誠，不顧物之真偽」，和感類篇說的「憂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龍非實，不能致雨」，而卻不肯抹去這精誠之念，憂念百姓之心。看論衡龍虛、感類、死偽、定賢諸篇所說，皆和亂龍所說四義相合，可知亂龍篇是不偽了。

    （三）順鼓、明雩為漢制度，故王充論衡順鼓、明雩篇，為漢國家辯護。由此看去，自然亂龍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這話，可先看論衡須頌篇，這篇說道：

    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

    順鼓、明雩的名稱，俱見這須頌篇。看「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的話，可知王充論衡是會有明雩、順鼓的兩篇的。王充是很歌頌當代國家的人，論衡中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等篇。所謂瑞符如黃龍、鳳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東西，王充並不反對其為祥瑞之物，並承認為漢世比隆古聖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論衡案書篇說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但是這篇又說道：

    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書一篇之中已互相衝突，何況論衡一書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於胡先生以為亂龍篇未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這話的解釋亦見於案書篇。案書篇說道：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論衡亂龍篇立十五效、四義，以盡仲舒土龍求雨的意義，這名亂龍，真是「亂者終也」了。

    人們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極力反對董仲舒天人感應的見解，而卻為漢家政制要用土龍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點類感類應的迷信，便承認讖書，並且以為仲舒能盡孔子之言，而自己能盡仲舒之意，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適先生在民國十年以前北京大學排印的中國哲學史講義第七章王充與評判的精神，（後來大東書局印的現代學生裏改題為「王充的論衡」。大東書局印的論衡，放這篇在卷首。）在附注裏說道：

    別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於西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許多後人加入的痕跡。

    案四部叢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論衡別通篇說道：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

    然則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詩大雅：「雝雝喈喈」，為鳳皇鳴聲，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當另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後漢書卷九十下蔡邕傳說：「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這右扶風蔡伯偕，自當與陳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鬱林太守，東萊太守」例之，則蔡伯偕或為右扶風太守；然蔡邕亦未嘗有任右扶風之事。別通篇所說張孟嘗、李季公二人，後漢書皆未著其名，然則蔡伯偕，王充所稱為當代通人，絕非後來之蔡伯喈，而亦不能于後漢書中尋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則說別通篇為後人加入，不免太無根據了。

    論衡一書，內中不免有衝突的矛盾的見解，然而本于王充的個人的思想有矛盾、衝突之處。我覺得論衡中無偽篇，意即本此，全書各篇有交互說及的地方可證。胡先生早年所見，以亂龍、別通為後人加入論衡中的，據胡先生最近的談話，知道他已改變了這種意見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