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上

    “易”，自孔子大传后，未有敢言者，虽孟子亦不言也。不知“易”之大趣，皆在老庄《列御寇》。三家殆无一言不相合，但世见无所显言，遂槩以为虚诞不可结之辞语矣。“六经”未尝言妙，惟易一见。而老氏首明之此何道哉！庄周《逍遥游》第一说“鲲鹏”处，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尝有“易”证者，乃所以为深知“易”也。至《列御寇》殆知于太始之上，设大“易”，于论一之变，是因“易”意，然不若二氏之冥悟也。《列子》之书失于太肆，自杨朱力命之后，几不可读，亦何必至是释氏以“作止任灭”为四病。列子盖近于下之等，非不能知，盖不恤也。言“易”不言“易”之辩，于此可见。

    古语多不同，或各从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备假借用之；后有正字，始别出。如“若”字训“顺”，未有“顺”字，但言“若”；后有“顺”字，故言“顺”，不言“若”。初无二义，而后人必妄分别。《尔雅》训释，最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类《诗》中语而耶。《毛氏》说为正余意，但汉人所作尔。

    扬雄能识字，亲作《训纂》《方言》，《训纂》不复见，而《方言》尚存，亦不为无意矣。然《太玄》书用奇字，多前此所无，其有据，聊抑雄自为之也。有据，当有所见；自为之，则正字之外，别为一字。乃与其以《太玄准易》，同一法门。雄言：司马子长好奇，不知己乃好奇之甚者，而弗知也。

    “尧舜禹汤”四字，初皆不可训释。若谓古语，后世不能通。则庖牺为渔佃之始，神农为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黄帝以土德，之数其义，皆坦然易明。“尧舜禹汤”，非氏即谥，岂容无说？今人但牵合强析之，非有传也。以此推之，古字何可自释？自文武成康之后，即渐显然。然两汉已前，人所命名，亦多不可攷。又如“鲁隐公，名息姑”，“宣公名倭”之类，竟不知为何语。古礼，子生三月而名，最为重事；既冠，而以字名，必旁取其义，岂容率尔？若季路，字子由；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与后世何异？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谓：偃，为游，偃，同音通用。而冉雍，字仲弓；端木赐，字子贡，则又难尽推。是以学者不可不慎也。

    古书多奇险，或谓当时文体云尔。然《列子》字古而辞平，《老子》字辞俱平，偶俪音谐，略同秦汉。工于文者，而视古则稍异，乃知奇险未必皆其体，亦各自其为之者。至孟子庄周，雄辩闳衍，如决江河，如蒸云雾，殆不可以文论，盖自其为道出之。《商书》“伊训”“说命”等作非不平，而“盘庚”特异；周诗“雅”“颂”非不平，而“鸱鸮”“云汉”二篇，殆不容读，岂非系其人乎？使西汉之文，不传后世，乃见《太玄》谓西汉皆然，亦未尝不可矣。文章自东汉后顿衰，至齐、梁而扫地，岂惟其文之衰？观一时人物，立身谋国，未有一特然出群者也，何以独能施之于文？至唐终，始三百年，仅能成一韩退之（即韩愈）；使退之如王、杨、卢、骆之徒，亦不能为矣。

    《楚辞》言“些”（原注：音读息个切），沈存中（即沈括）谓梵语“萨缚诃”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语，何缘得通荆楚之间？此正方言各系其山川风气所然，安可以义攷哉。大抵古文，多有古卒语之辞，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绳绳兮”，以“兮”为终，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以“只”为终。“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远条且”，以“且”为终。“棠棣之华，鄂不远而”“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为终。“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以“止”为终。无不皆然风俗所习。齐不可移之宋，郑不可移之许，后世文体既变，不复论其终。楚词者类，仍用“些”语已误，更欲穷其义，失之远矣。

    苏子瞻好譃，一日与客集，有论林和靖（即林逋）诗，偶俪精切，如用古人，不独取以相对，虽有姓名之字亦欲相对，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年有卫青”之类。子瞻曰：“吾近得一对，但未有用处。”或问之，曰：“韩玉汝，正可对李金吾。”闻者皆大笑。唐人记：有问东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数百年后，对西门豹。”正类耳。今日有客来，云显官张九成，轻薄子或以对“柳三变”，亦的对也。

    先事而戒谓之“豫”，后事而戒谓之“犹”。犹豫，本二兽名。古语因物取义，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后世沿袭，但知其义，不知其物，遂妄为穿凿，未有不悮者。《说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即处于小而见者早，故有豫义。而豫之义，不在豫文也。《尔雅》有似鹿而善登木避人，已去，犹疑而再登，则有豫义。《左氏》谓有为可，以已之辞是矣，而犹之义，不在犹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谓“豫兮若冬渉川”，冬而渉川，又所“易”见而可前戒者也。“犹兮若畏四邻”，四邻我已亲狎，可以无畏，而犹畏则后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则不轻动。故二文又为疑事。

    人遇物应事，不可无素养。素养者，熟则猝然自外至者，不能为之变。《晋书》记苏峻渡江，司马流之守江州。忽闻其至，当时不知口处，人事真有尔者，流何足语。此彼但真畏怯耳。然廋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当冲，其不亡何待？刘先生是何等气宇人，与鲁肃议借荆州，忽闻震雷，遂失匕于地。论者谓出其不意，余谓不然，先主故耐惊怕，意当议时必有斯孙权者，有歉于中者。人无素养，尚不足以当变，况所怀者先有以夺之乎。

    老氏论气，欲専气致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老氏、孟子俱可与，皆至于圣人之室也。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妨。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専之，则反于已而柔。刚不可胜，胜刚者必以柔。则専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气而无害于外。则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者，当能如曾子之守约。约之积，而发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故知道之至刚者，本自无二，惟其运动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杨雄以气适善恶之马。盖胸中愦愦，本自不了，欲言善则有恶，欲言恶则有善，故不得已而两存之，以罔后人。幸或其中不知以善恶论气。此为何理？是陋三家村中老书生殆雄之谓耶！

    沈存中（即沈括）论曰：食正阳之月，分“正”与“阳”为两月，盖取《尔雅》，十月为阳，以正为四月纯阳，以阳为十月纯阴。不知独分此两月为何义。以为天灾耶？则他月不为灾乎？以为当行礼耶？则他月不行礼乎？考于《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书六月者二，皆记鼔用牲于社。十二月者，皆无闻焉，则岂以十月同四月哉？正阳之言，鲁季孙之辞，古无是说也。其意，盖以为惟此当行礼，他月则否。余为《春秋传》周正夏书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岂以四月乎？凡书日食，皆记天灾，而两六月独记“鼓用牲于社”者，正以鲁人用礼之非，且天灾有币无牲，不当用牲尔。当时，固自有变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纯阳为正月，则岁而有两正可乎？正阳不特不可分，虽四月亦不作名。君子所重，惟畏天威、谨邦礼而已。《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但讥纯阴盛而阳干，以为国丑。若以对四月，则纯阳日虽食而阳尚强，不足以为丑，必无是也。

    《孟子》论“布缕、粟帛、力役”之征，即《周官·载师》所谓“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糓粟；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此周公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为此，盖为井田设也。夫既以八家为田矣，未有无田而坐食者。弃而不为，于是乎苦之。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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