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九

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也先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实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外国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寇，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市牛酒燕犒将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趣其所，药师导之也。

    臣按：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金人犯汴京，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藉其刍豆饲其马，以为久驻之计，此往事之明鉴也。矧今国都去边伊迩，己巳之变，仓卒用言者计，焚弃刍豆何啻千万，当时见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无复有以为言者。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伏惟圣明决其可否。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