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有今罔后之谓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国之端本在君立之初。盖事必有所从起之处，于所从起之处而豫为之区处，则本原正而支派顺矣。所从起之处即所谓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为服行教化之初也。虽然，岂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于其所服行之始而审其所发动之几，当其端绪肇启之时豫为终竟据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终，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虑其远，即其易以图其难，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则所以自贻厥命者，于德为明哲，于事为吉祥，在身有寿考之征，在国有过历之祚。孰谓人君为治不本于一初，而其所以谨于其初者，又岂外于一敬哉？

    《诗鹤鸣》首章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又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朱熹曰：“鹤之鸣高亮，闻八九里。皋，泽中水溢出所为坎。从外数至九，喻深远也。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知诚之不可掩，则知念虑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见，所以不可无诚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诚者何？实理也。实有是形则实有是影，实有是器则实有是声，如此，《诗》言鹤之鸣也在乎九折之泽至深至远之处，而其声也乃闻于郊野虚空至高至大之间，如人之有为也在乎幽深隐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其发扬昭著于外者，乃无远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实事于中则有是实声于外，诚之不可掩也。世之人主每于深宫之中有所施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胜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闻，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讽谏，申之以切戒，禁之以严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盖实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鹤鸣而声自闻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可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为也，可为而不可言则非可为者矣。人君于此，凡其一念之兴、几微方动则必反思于心，曰吾之为此事可以对人言否乎？可以与人言则为之，不可与人言则不为，则所为者无非可言之事。若然，则吾所为者惟恐人传播之不远矣，尚何事于箝人口而罪人之议己也哉？

    《礼记》曰：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引《易》今经文无之）。

    叶梦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效，化以使人迁，故从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于将兆，则人知舍彼以就此，故远罪而不自知。”

    吴澂曰：“礼之导人为善每在善几方动之初，其禁人为恶亦在恶几未见之时，非若其他法令刑罚之属，待其显见而后劝率惩遏之也。又引《易》以证之，始谓其初未显、未见之时，慎谓宜及此时以礼导其善、防其恶，不可失此几也。傥或不然，不于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虽若毫发之近，至于既显既见而后教之止之，则难为力，其缪乃有千里之远，言其缪甚大也。”

    臣按：先王为治而必隆重于礼者，盖以礼为教化之本，所以遏民恶念而启其善端，约之于仁义、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荡于规制法度之外，以至于犯戒令罹刑宪马，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则其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几之初动未大者也。君子于其几微方动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礼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则制婚礼以止其淫辟之行于情窦未开之先；知饮食之易争也，则制乡饮以止其争斗之狱于朵颐未动之始；制丧祭之礼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于哭临奠献之际，制聘觐之礼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于玉帛俎豆之间，是皆不待欲动情胜之时而自有潜销速化之妙，纵有过差不远，而复尚何差缪而至于千里之辽绝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审处之辞也。不如是而妄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而已矣。谨微之道在于能思，是以欲兴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于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于心，反复�r绎至再至三，虑其有意外之变，恐其有必至之忧，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尽善，如何而处之则可以无弊，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善后而久远，皆于念虑初萌之先、事几未著之始，思之必极其熟、处之必极其审，然后行之，如此则不至于倒行逆施而收万全之功矣。苟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时之快而不为异日之图，一旦驯致于覆败祸乱无可奈何之地，虽圣人亦将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渐，必熟思而审处。

    司马光曰：“《书》曰‘一日二日万几’，何谓万几？几之为言微也，言戒惧万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灭，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于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是故圣帝明王皆销患于未萌、弭祸于未形，天下阴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见弃忽，及其已然又无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词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时司马光上五规，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告鲁君之语，谓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盖人君惟不知忧也，故不知所虑。当夫安逸之时知有乱亡之祸，则必忧之矣。忧之则虑之，虑之于无事之时而寻其端绪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触类而长之，随机而应之，逆料其未然之害，远探其将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远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须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毅然而必致其决，凛然而深惧其危。如此则修之于庙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万世。诚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难之有哉？

    以上察事几之萌动

    ▲防奸萌之渐长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如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当作慎）。

    程颐曰：“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辩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坚冰之戒也。”

    臣按：辩之于早即所谓审微也。《坤》卦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至于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则知其为阴气之凝。夫阴气之始凝也但结为微薄之霜耳，驯而至于极盛且将为坚厚之冰焉。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辩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圣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阳抑阴之意。盖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然其质本阴柔，用之之久，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为小人也，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见亲用，则未萌之祸消矣。夫然，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佞幸蛊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称，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者也）。六五，豮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剟，所以去其势也）。

    程颐曰：“初居最下，阳之微者。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盖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莫若止之于初也。”又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诚人君制恶之要术也。人君之于小人，诚能察之于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于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则天下国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祸，览、节之患哉？君子所以贵乎炳几先也，不然则无以知其为小人，将驯致于权不可收、势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后》：初六，系于金柅（柅，止车之物。止之以坚强之金柅），贞吉（静正则吉）。有攸往，见凶（往而进，见之则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诚在乎蹢躅跳踯也）。

    程颐曰：“《后》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

    又曰：“如李德裕处置近幸，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于蹢躅，得伸则伸矣。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几微之间所当深察。虽然，《易》之言又不特为君子、小人设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几亦若是焉。人欲之萌，盖有甚于羸豕之可畏者，能于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长，则善矣。臣愚以为，吾心私欲窃伏之几，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诗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朱熹曰：“山极高矣而或陟其巅，泉极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属于垣者，有所观望左右而生谗谮也。”

    吕祖谦曰：“唐德宗将废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谏之，且曰：‘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之谓也。”

    臣按：李泌谏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谓此意之露，即是几微初动之处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诗》所谓“无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如命官、讨罪之类，皆当谨之于几微之先，不可轻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窥测之。苟或一露其几，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私假上权以张己威，树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不独如李泌所谓建储一事也。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曰：“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而已矣。卑宫恶服，虑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栗栗危惧，戒骄溢也；动守宪度，虞祸乱也。不为嗜欲则娱乐之言无自进，不好功利则兴作之计无自生，颦笑不苟谁敢矫假，八柄在己谁擅威福。诚如是，虽使六卿复起，三家辈作，操（曹操）、懿（司马懿）、莽（王莽）、温（朱温）接踵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是故韩、赵、魏之为诸侯，孔子所谓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监此亦谨于微而已矣。”

    臣按：三晋欲剖分宗国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赵籍、韩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虽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谓始自悼公委盟会于大夫，平公受货赂于崔杼，荀跞出会三臣内叛，阴凝冰坚，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

    以上防奸萌之渐长

    ▲炳治乱之几先

    《五子之歌》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臣按：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如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臣按：大猷谓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乱、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乱、既危而后制之、保之，则已无及矣。然则其道何由？亦曰审几而已矣。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远，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谓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审几为言者，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未危之前，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则永无危乱之祸矣。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为切要，惟圣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思之于后）患而豫（为之于前）防之。

    《唐书》：玄宗天宝末，安禄山反入关，帝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帝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县民皆走，驿中无灯火，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明皇享国几五十年，一旦失国出奔，不四十里而已无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过京师作乱，帝召禁兵御贼，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贼登含元殿，争入府库，运金帛。时朱泚闲居，贼迎入宫，僭号称大秦皇帝。帝时在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帝为求之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师，乃传位钦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趋汴，屯于城下，京师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钦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金人逼钦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且以内侍所具诸王、皇孙、妃、主名尽取之。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八宝、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臣按：程颐有言：“时当既济，惟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虑其末流之祸，展转于心胸之间，图谋于思虑之际，审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长，曲尽其防闲之术，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无可奈何之地，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成王之�灡眩�皆思患豫防之谓也。后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谨剟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则不载云。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著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尚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乱之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