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

而佐其說。餘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啟蟄，漢之驚蟄也。《國語》，範無宇曰：「處暑之既至，」《注》云：處暑七月節。此豈太初後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三統曆》猶然。後漢劉洪《乾象曆》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後。故康成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則康成時不然可知。《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分明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曆，讀者並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於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萬充宗曰：果若所雲，則夏之三月，曆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蔡氏泥於「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為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不知以為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可，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足解人頤，餘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於左氏。隱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三統曆》「大雪冬至」，注云：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以及「立冬小雪」，注云：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楊升庵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余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薑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鎛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論「春王正月」曰：聖人作《春秋》，於春之下，正月之上，係「王」字。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鍾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為然。然則，後儒以「春王正月」為夫子特筆創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餘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為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周禮》，鱉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極中其病。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為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首之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夫月名偶同，遂致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製作，惟改用夏正，足為萬世之法。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醜為正，並改三月為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復以正月為春一月。肅宗不以數紀月，以鬥所建辰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製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去年號止稱元年。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如舊。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宛然一王之制，其間絕句漫興，間及月名，仍以數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餘笑謂此三百篇法也。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為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餘悉從夏正。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並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庵曰：《詩》可以觀。予則於茲益征之矣。

    又按：吾聞諸嘗熟諸公，經解，元儒勝宋儒，擊節以為知言。他勿論，隻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故嘗為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為夏時夏月，並更魯史之周歲為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為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並同）。幾欲與充宗麵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云：經之有解自漢儒始。予為正之曰：經之有解，自子夏始。不特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已。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也。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戰國策》《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斤蜀>荀卿前有之。然則謂經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又按有以歸熙甫《經序》錄序來問者，餘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復辦此。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後，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案《隋·經籍志》，《周官禮》有馬融《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喪服經傳》有馬融《注》一卷。《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安得雲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雲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當改「存」字為「立」字。立則立於學官，存則存於人間。並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凡敘次經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凶」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於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遁》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遁》之時。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為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遁》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遁》，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彖》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為醜，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為萬代戒，其意微矣。則某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於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雲者，見於經傳甚多，皆未為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為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彙考》，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醜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觀之，而一歲可知。為萬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雲。

    ○第八十四

    余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絀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予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

    ○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閏餘二十八日八五一

    ○六六，天正經朔一十四日

    ○

    ○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有味。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真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故不辭復書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為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曆。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

    ○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

    ○，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

    ○（辛丑日），閏餘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經朔四十五日

    ○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則乙卯為月之七日。蓋師初發。當於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稱淮為東瀆，祭於唐州；江為南瀆，祭於益州；河為西瀆，祭於同州；濟為北瀆，祭於洺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覺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餘曰：此則有顧祖禹景範之論在。憶己巳同客京師，問景範，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雲南？景範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餘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雲九告餘，《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法推癸亥為建醜之月朔日，非如《三統曆》為四日，後卻三日矣。餘曰：《三統曆》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雲「壬辰」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曆固如是乎？雲九曰：曆豈惟自秦失之，周曆亦未精。遂極言古曆不正。自六家曆以來，鬥分皆四之一，漢鄧平曆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曆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祗足惑人耳目。至於太初，鬥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曆，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曆為誤，授時為真也。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為真，周與漢盡失之矣。此論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待雲矣。餘悅曰：邢雲鷺撰《曆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雲鷺，安肅人，為雲九家所取士雲。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曆皆精乎？餘曰：劉洪有言，曆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時有知曆者出，覺前法疏闊，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雲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餘曰：是月經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蓋經文當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係日一定之體。今雲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恭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月數，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為然。予獨否之。如魯史官記事自用周之曆，史既周正，曆亦周正，可知曆與史，豈有二哉？惟農家之曆無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之月，前曆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遍為告諭，以著天象之變。詩人見之，即載於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此正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為盛德。然後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以未用地緯度算也。使溫公、東坡聞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曆學小辨》為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曆推算皆云當食。夫於法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曆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曆，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為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為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以外，將全見食也。餘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推驗愈密。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雲南自宋武帝訖陳後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間，《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月日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於庭，明復乃止。是真見其食與復圓矣。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曆，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睹，雖庸奴能之。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曆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仿《春秋》也。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為張后事發。《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馬公《目錄》引本誌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己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

    ○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

    ○，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

    ○（壬午日），閏餘一十二日八六七四

    ○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經望四十八日七

    ○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

    ○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曆官所步合。何儒者於曆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曆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曆，慎重其事，上言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曆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曆明時之事。曆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厘，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於曆象、日月，便謂作曆已成；於分命，則雲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雲者，豈以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雲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曆，為編次將來之曆。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曆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曆。餘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遺意。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為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雲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於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於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偽作《武成》篇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窮，以為經傳之取信。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乃獨不察於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云：案《武成》言「癸亥陳於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為一，但認武王與師為二，尚未允。《三統曆》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後戊午度於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曆》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於經傳，種種協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隻於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於「萬姓悅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雲「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雲「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慎戰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薑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致天之罰」而已。《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注書者所難。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訛。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為左氏所遺。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於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為詞？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於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雲。

    又按：朱子門人，經學訛者，蔡沈；史學訛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於《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者。不知孔穎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為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因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於政事，其有用如此。豈若蔡氏輩並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於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穎達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武濟名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為方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兩確雲。

    又按：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為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為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

    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回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於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於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群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後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然其為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餘讀至此，曾戲語景範：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範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於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嗟我友邦塚君」之誓，誓於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於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曆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雲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為逼緊。蓋隻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者反瞢於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於「大會於孟津」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於《泰誓》篇目卻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嘗笑使朱紫陽執筆，應不至此。

    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序》稱某前語王執禮，《通鑒》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注為？執禮答以不然，先生雲其注地理極可觀。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予苦愛斯語以為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近顧祖禹景範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訛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為朝邑縣，臨晉關。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之關名於河西。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詎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鑒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通典》於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水經注》已然）。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亦何所不至。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塗、采石在江南。《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於采石。采石猶指江南。《侯景傳》，曆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則已移采石之名於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又。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餘謂然。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杜預《注》：左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禹貢》溢為滎。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即其地。然先此閔二年衛及狄人戰於滎澤，則亦移澤之名於河北。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若然，豈可以東漢後所通稱之孟津，上注《禹貢》哉？安國《傳》實誤。《元和志》云、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雲。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為二，兼又引《周禮》荊州之澤合雲夢為一者，與《禹貢》時不類。括之言曰：江南為夢，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為雲，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信古本為允。余嘗謂蔡《傳》有顯然謬誤者，有依稀仿佛而誤者。此固依稀仿佛之誤也。

    又按：蔡《傳》顯然謬誤者，如雍之責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其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東字？顯謬可知。雍州東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東境有貢，當徑自入河，何勞舍東而西，遠從積石浮耶？然則，若何而可？曰：當改作其西北境。蓋浮積石與會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積石近北，則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則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謬耳。

    又按：有依稀彷彿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言嶓塚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嶓水不言山者，嶓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為偉論。以愚論江非出於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鬆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雲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遊曰：嘗登嶓塚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暐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穀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於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餘里，中間無所為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及酈《注》，而《唐書》劉元鼎，蔡《傳》劉作薛。非唐有薛大鼎，無薛元鼎也。《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薛，似沿蔡《傳》，為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即《西域傳》雲，「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皆以為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雲之外？不確四。

    又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盡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雲。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彷彿致成顯然之誤者，莫過《漢·地理志》，甾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涕。涕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為即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既東流經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嶽陽山東麓，東北流徑萊蕪穀。《漢志》亦未合。東北徑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澱，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甾入涕，入涕旋復入海，在琅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於汶，當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笑應曰：小水不為貢道者眾矣，奚獨於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幹則濡軌而已。俗謂之九幹十八漏，此豈可為貢道者哉？蔡沈生長南宋，譬之閉戶造車而欲出門合轍，難矣哉。

    又按：余嘗謂古人文多連類而及之，因其一並及其一，《禹貢》亦然。江漢、朝宗於海，漢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漢亦同之。伊洛澗既入於河，伊澗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並及於伊澗，皆連類之文也。又古人文多倒，不盡以次，《禹貢》亦然。東會於泗、沂，沂入泗，泗入淮。宜曰：沂泗，茲卻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呂伯恭以《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與經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餘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依山之次，宜曰西傾鳥鼠、朱圉，至於太華。茲卻曰西傾朱圉、鳥鼠者，倒也。至梁州貢道沔與潛通，宜曰入於沔，渭不與沔通。宜曰逾於渭。經文不然者，乃傳寫偶訛，不必曲為說爾。

    又按：劉熙《釋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東海，海在其東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從未有釋及此。又云：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北也。義亦如南海也。「義亦如南海」此句最精，蓋濟水在其北，郡當名北濟，今名濟北，亦猶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總屬倒裝文法。古人語多倒至。又云：濟陰，在濟水之陰也。此其稱則順，與上又不同。古人遇此等處，或順或逆，聞之輒了然，不似今人費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盡者，如「會於渭、汭」，汭字無傳。讀者多以即上文涇屬渭汭，汭入涇，涇入渭，當其為渭也。且不知有涇，奚有於汭。自與洛汭之汭同一解。蓋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在今鞏縣。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於今華陰縣，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為確解。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或曰：二汭字同見雍州，可各解乎？餘曰：何不可之有？導山過九江，過讀作經過之過，謂禹導水過九江，讀作大水合小水之過，謂岷江焉殊別也。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係以汭者眾矣，又何疑於《禹貢》哉？

    又按：《堯典》，蔡《傳》，《爾雅》曰：水北曰汭。遍考《爾雅》，並無其文。豈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為《爾雅》耶？

    又按：第二卷論青、徐、揚三州貢道，蒙上文兗州之河，皆不復言河。一層脫卸一層，直屬敘法之妙。尚未及荊、豫、梁、雍四州，茲更補論曰：豫州為南河，止言達河，不復係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於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將南河字麵預伏於此。此二州為一聯。雍州為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龍門山名者，以舟至此輒止，龍門非可越。梁州亦無河，取道於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苟至渭尾，溯流而上，則至西河，順流而下，則至南河，皆不必惟絕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為近，特下一亂字。水道顯顯然在人目前，至雍又會於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則蔡《傳》所已及。此二州又為一聯。凡皆敘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傳》為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為九道，此在州界，蓋別於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為九河」，孔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於兗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隸古兗州，平州北平郡隸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跡。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則謂兗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於河，乃入兗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為係河於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如荊梁二州也者，必取道於豫州、雍州之河，而後二州末簡始得係河字耶？

    又按：「至於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杜君卿隸諸古荊州，則陪尾當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於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曷為經此？孔《傳》自誤。或曰：奈《漢志》何？餘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眾矣，奚有於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注》，曲為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昆侖、柝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餘謂直戎字之訛。蓋西戎因桓是來，最直截了當。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漢志》謂《禹貢》桓水是也。蔡《傳》不知引此，而徒據《水經》云：西傾之山，桓水出焉。無論經無此文，乃酈《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與梁州桓水別。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真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餘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為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於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為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荊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蹤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居崍，流九派乎尋陽。注《山經》曰：江自尋陽而分為九，皆東會於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徐堅曰：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曆曆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各為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為眾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為九」，可知九江孔殷，繼於江漢，朝宗於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概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於海，非得此疏為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別為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為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於茲益信。則兩九江為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即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為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注於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荊山，有北條之荊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荊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畢竟各見於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廬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為宜陽縣。況九江一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為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荊州內，何不可之有？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為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別也。但故道唐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守節《正義》曰：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餘亟賞其通人之言。秦與荊戰，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江既豬九而為五，又會五而為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之尤悠謬者，以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成帝咸和中，始移於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溫嶠所移也。譬諸河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遷改，朝代之換易，尚所不詳，而可與談水道乎？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洞庭在九江之間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原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卻在九江數之外者。餘之著斯考也，將以上質紫陽，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豈好與蔡氏抵捂者耶？

    ○第八十七

    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至漢又復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為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餘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之，固《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卻身係武帝時人耳。

    按：孔《傳》頗有苦心彌縫處，如鄭康成《注》，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此是王莽時大旱，濟瀆枯竭已久，故為是雲。孔《傳》實出鄭後，卻雲濟水入河，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貢》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北江在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補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孔《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非暗與班《志》相關合乎？餘尤愛其改《爾雅》二處。一廣平曰原，《釋地》文也。孔《傳》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其實吾郡隘，於東西皆山，不可雲廣，隻覺高而平。安國語確。一一成曰丕，《釋山》文也。及餘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覺安國改之為是。作偽者亦不可沒哉。

    又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鑒》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於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餘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按：黃子鴻誤信偽孔《傳》者，向胡朏明難餘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係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與？

    ○第八十八

    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後漢志河南尹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縣故瀍水為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己併二縣為一乎？實胡胐明教余云爾。 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瀍出而郡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言相似，皆左袒偽書者。」胡朏明又曰：「渮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水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敢諱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盧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領山瀍出穀城縣潛亭北澗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為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朁亭北，北山即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胡胐明正曰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畧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晉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書局于洞庭東山撰輯一綂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杜氏通典敍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綂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為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玅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城，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曰之域中，豈得別之為南境，惟援其例書于福建一司則可，福建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為疆域，未嘗不為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于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所得而遺之哉。

    又按：先一載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綂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 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綂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採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註]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地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為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為築館鍾山西巖下切古蹟矣，收為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名姓為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為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闡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故善乎杜君卿有言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弘憲云餙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畧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諭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別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閱景泰間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訛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車載？循當曰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淶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後，設科弟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擢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胐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閧堂大笑。

    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