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四

    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為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為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大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雲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跡」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後稷，且尊之為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餘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國策》韓陽曰：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豈亦追書乎？餘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日知錄》者，遽謂戰國真有太守稱，亦不善於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間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稱公孫黑子穀曰上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遊氏、吉駟氏，帶為之。安得復有一卿以位黑？黑得為卿者，蓋後六月丁巳強與於六卿之盟，子產弗討，遂以為卿。以至明年秋被殺，亦書於經。當子產數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穀宜何官？曰：子產稱子穀貴於嬖大夫，子南則亞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為「亞」字之訛，然此等誤稱，左氏煞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國別有上大夫，未遂為卿。與《周禮》《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禮》，「次國之上卿」一段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製，變至春秋已大不侔，而會顀成一書者，何哉？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蓋亞大夫即中大夫，嬖大夫即下大天也。則大夫等亦有三。然則前所雲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盡主一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此乃史家之文，非當日之實稱。請更證以一事，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於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並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亦未必盡得當時之真雲。

    又按：《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始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雲韓初封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城。餘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在成王之世，聃季為司空。衛康叔封聃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為之哉？疑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餘曰：肅《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雲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此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錯認。且朱子以築城為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以時為塚宰？朱子以司空為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為忌，已亦不以為嫌。往而輒能成功，還報天子。後世幾此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論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雲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為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係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已為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係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係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係之君，既非義例矣。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雲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於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於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為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為實事，其誤如此。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曆曆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為何人，當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為確論，傎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為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禫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即吉，故撰於《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為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為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為法，亦用王肅說可知。故撰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於商。嗟乎，此古今二大關鍵也。服闋於二十五月，於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於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克有言，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苟至於惑賢聖，則其流毒正無窮無極，安得不使有識者昌言以辯哉？

    ○第五十一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必不以古人口中語認為敘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之於後，與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奈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誌」為「予曷敢有越厥誌」。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為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則更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後，而乃侈然自尊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敘事為議論，其誤如此。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偽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後我」凡三見，斷為《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徯我後」。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麵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於是偽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乎？

    又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嘗謂鶴脛不得不長，鳧脛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鑒》，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於字句間蹙損，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資嗢噱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餘曰此原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氏原文耳。

    又按：余嘗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何況偽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征其義，餘曰：《論語》「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征」之切證乎？眾言淆亂，折諸聖，未聞折諸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中庸》又一時言之，故不同。觀並提三代與僅論二代者亦不同。餘曰：年有蚤暮，識有淺深，論因有定否。此豈所論於聖人乎？「杞用夷禮」見魯僖公時，出《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戴公當周宣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得《頌》之全本。旋復遭放失。孔子習《詩》不及半矣。尚得謂載《論語》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載《中庸》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獻存焉者耶？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然皆一脈相傳，足征《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為「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偽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僅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征意，特比杞差勝耳。餘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無所存者乎？大抵當時列國文獻惟魯為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征。或曰：二國俱不足征，孔子於何處考訂而能言之？雙峰饒氏有云：聖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餘，亦信然乎？餘曰：此最無稽之說也。聞一知十，自就義理言。若世遠言湮，典文殘缺，雖聖人亦不能臆為說矣。孔子嘗問禮於老聃。《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其所述夏後氏之禮、殷人之禮，必備講學於老聃。而不僅如今之寥寥者。然則孔子亦何俟杞宋存焉，而後能言其先王之制與？

    ○第五十二

    吾嘗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有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於湯有光」，非誇也。偽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於口中。試思《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於商先王便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於其口。試思「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萇弘引《大誓》語也。《論語》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出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自語，抵捂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張霸百兩篇，史稱其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竊以晚出《書》亦然。其二十五篇無一語與《書序》相違。左氏引逸《書》復捃拾殆盡，然亦有不必捃拾而捃拾之露破綻出者。昭二十四年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係萇弘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應先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書》之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為古者兵誌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縮其辭為「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致。自擬為古，祗增其拙。予嘗以四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馮河。」《蕩》之詩「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翽宮》之詩「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角弓》之詩「綽綽有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一經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熔鑄而成，無補綴之跡，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與？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載。考《召誥》篇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於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餘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係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敘事之密如此。又按《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日而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茲例，謂望為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又按：餘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竊王。非真漢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即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禋於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又按：三年之喪謂祥禫間月者，鄭學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學之徒。王學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於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曆，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係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係。孰謂「是月禫」雲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茲義，宗之者尤盛於魏晉間。若孔《傳》者，殆亦魏晉間王學之徒也哉。

    又按：《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雲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並書朔、朏，絕不係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為《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為《書》。今晚出《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塚《竹書紀年》。此書今不傳，傳者贗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及考《魏世家》裴泬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司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於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核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為夏時。先儒已曆曆辨析，尤莫善於鄱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其破的如此。胡《傳》既非，則蔡《傳》以《泰誓》春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氏之說亦有據，非也。《紀年》為魏史記，魏出於晉，當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注出，但未補明一句曰：於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憶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於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壬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為語塞。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諡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經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數條，竊恐考有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第五十五

    餘向謂作偽書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信人之聽聞，然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不獨《墨子》所引三語也，今且見《漢書》矣。《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晉間作《書》者，似以此為逸《書》之文，於《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竄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蓋偽《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偽《泰誓》為足信乎？不應為晚出書遂廢，以偽《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晚出書復與之同，蓋魏晉間此人正以鄙薄偽《泰誓》，不加熟習，故不覺己之所撰厘革之未盡耳。

    按：寧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經世編》，亦有分明現露破綻之論。是襄公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叔子曰：此「輿人」如今一二無賴秀才出沒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輿人，卻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褚衣冠、伍田疇，祇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語。餘謂叔子祗緣今文《書》有周公稱「孺子」者七，遂認孺子之稱為真叔父之於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稱人多以年，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初不計其爵。亦見古人質處。《禮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氏《注》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故晉有小子侯。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其稱尤屬不易，豈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衝子曰小子與孺子何異？而召公不嚐亦稱衝子乎，豈叔父乎？《通鑒》，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豈莽亦叔父乎？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今叔子經解若此，豈得謂其地素通古學哉？

    又按：偽《泰誓》仍有厘革未盡者，曰「自絕於天」，見《史記·周本紀》《漢書·穀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以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又按：《漢書·平當傳》，當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視《郊祀志》少末一語，《刑法志》多首一語。雖引法各異，要為偽《泰誓》辭無疑。

    又按：偽《泰誓》不獨唐師古得知，章懷太子賢於《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注》亦知。

    ○第五十六

    又餘向謂文有承訛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真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床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孟子》固已明下注腳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偽為憂尚易，偽為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為傳神。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此尚可謂之識字也乎？曆千載人亦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偽作者乎？噫，餘蓋不敢深言矣。

    按：《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惟魏晉間孔安國《書傳》出，始雲鬱陶，哀思也。然其誤亦有自來。王逸注《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此一章上雲「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慘淒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懣語，若果鬱陶為哀思，則應正接，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仍復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鬱之一字，遂並誤解鬱陶。至選詩謝靈運「嚶鳴以悅豫，憂居猶鬱陶」，謝玄暉「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文通「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皆沿王注之誤而誤。詞人之學固無庸多責耳。又按《楚辭》十七卷有曰鬱邑、曰鬱結、曰鬱鬱、曰怫鬱、曰鬱怫、曰紆鬱者，皆解憂也。惟鬱陶字不可一例解。王逸固善訓，亦偶失之。殆亦昔人所謂卿讀《爾雅》未熟者與？

    又按：謂誤解鬱陶斷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紀》「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尋其文義，似亦認鬱陶為憂，何則？上文明著「不懌」字，又倒其語為「我思舜正鬱陶」，宛然辭與色一，豈得以喜也解之乎？宋倪思謂史遷好易經文，務趣平易，體固應爾，然因易而失其意，甚與本事背馳者，不可勝計。於是輯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以行世。誠有以哉。又按《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詠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詠之也。此解陶字尚詳及鬱陶。然則鬱陶之非哀思，益勿問矣。

    又按：《孟子集注》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與陶字何涉？而乃作注腳乎？予嘗謂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

    又按：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盧疑其依托，而郭璞《注》卻真。但《注》自謂據《爾雅》以正《方言》。然亦有忘卻《爾雅》處。如「鬱陶為喜」，與《方言》所雲「鬱，悠思也」本別義。璞乃注鬱悠猶鬱陶也。何與幾令人疑非出璞手？

    又按：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以為補《爾雅》未備，曰：陶，喜也，憂也。從來訓義之反覆用之者，惟以臭為香，亂為治，擾為安，苦為快，未聞以喜為憂如陶字。此訓義竊恐亦因王注而誤。大抵魏時已然。如曹子桓《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思君不敢忘」正同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為哀思，殆無足怪。所怪者《五子之歌》，托三代以上人所撰，不應不識字乃爾。

    ○第五十七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之中禹為最，稷契次之，皋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定評也。當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則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薦禹於天，禹契諄諄然皋陶是讓，而並不復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遷書亦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天下有浸浸然歸於夏之勢。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偽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皋陶，而不知與當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

    按：《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為是。孔《疏》即從「衰」字曲為說，吾無取。嘗熟顧大韶仲恭謂：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證者，為益不小，其此類之謂乎。然予觀《祭法》卻又是取展禽語刪潤竄置之以成篇，特筆力高，可列為經。然間小有不及處，亦不可不參考。

    又按：作《大禹謨》者，以舜將薦禹於天斷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載，最為巧合。蓋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今文《堯典》文也。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載。攝位者須始正月元日，而禪位者又必於前一年有辭，後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見其顯合《堯典》，而不知巧在陰用《孟子》，而人弗覺，但欠卻稷契一讓。遂來予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又按：蔡《傳》於「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曆試三載，年三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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