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

    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

    一、感激与答辩

    《太阳》出世后，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并向我们表示着充分的同情，这实在是令我们要引以为快慰的事。最近《文学周报》上，有方壁君的一篇《欢迎太阳》，特地将《太阳》介绍于读者的面前，并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他的辉光……我们对方君的这种诚意，实在要表示着无涯的感激。

    不过我们一方面虽然向方君表示感激，但在别一方面，对于方君所提及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又不得不诚意地答辩几句。我们固然很感激方君对于我们的诚意，但是当我们觉着方君有许多意见是谬误的时候，为着实现真理起见，我们应当有所讨论，或者这种讨论，方君也以为是必要的。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当不会以我们的答辩为多事。

    在过去的中国文坛上，只知道谩骂，攻击与捧场，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辩论。这是一种俗恶的习惯，不长进的现象，无知识的行动，现在是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倘若我们现在对于方君有什么责问的地方，那只是为着诚意地对于真理的探求，并不是因为怀着什么恶意。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在友人的面前，不应有什么虚假的掩饰，或者方君也以为这种意见是对的。

    这是闲话，我们且转入正文。

    二、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

    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至于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生活落后之一问题，方君有所补充：“我以为我们的文坛所以不能和我们这时代有极亲密的关系，除了蒋君所举的两点，还有个重大原因，便是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没有极亲密的关系……”这一层意思似乎很对的，然而方君却不能更进一层地说：“文艺的创造者仅仅只承认自己是文艺的创造者，而不承认自己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因此他们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地对立着，或互相避免，而不能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么一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两种人类，没有接近的机会，就是接近，也终免除不了两者之间的隔膜。”

    倘若方君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吗我以为是对的了，然而方君似乎还未了解这一层，始终视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对立着，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不觉悟到自己同时也应该做时代的创造者，也应该追随着时代或立在时代前面，为光明，为正谊，为人类的幸福奋斗，那吗就使他们跑到十字街头，与时代的创造者亲近一下，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所谓文艺的创造者应该同时做时代的创造者，这并不是说文艺的创造者应该拿起枪来，去到前方打仗，或是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去领导革命的群众。倘若某一个文艺者有这样的精力，一方面为文艺的创作，一方面从事实际的工作，那的确是为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事情。但是在事实上，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意思是，文艺的创造者应认识清自己的使命，应确定自己的目的，应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做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当知道自己的一支笔为着谁个书写，书写的结果与时代，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吗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若如此，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稍有点不同罢了，其实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异呢？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这两个名词也就没有对立着的必要了。

    然而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坛的作家，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时代在咆哮着，呼喊着，震动着，而我们的文艺者却在象牙塔中漫谈趣味，低吟花月，似乎生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不但不觉悟到自己也应该负着创造时代的使命，而且对于创造时代的人们加以冷眼。这么一来，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仅仅是文艺的创造者而已，永远为时代的废物。

    这种现象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假唯美主义有以造成的。我们的旧的作家，因为受了这种假唯美主义的毒太深了。实在没有即刻改变过来的可能，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文艺的创造者同时要做时代的创造者呢？怎样做法呢？……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走入十字街头，所以他们永远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连与时代的创造者发生密切的关系都不可能了。

    但是所谓“从革命的浪潮里涌出来的新作家”，在对于自己的使命的观念上，那可就与旧作家大大地不同了。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他们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当负着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也就明白这种使命是如何地伟大，而应极力以求其实现。换而言之，他们插入文坛，是因为他们负有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承认这种使命是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文艺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时代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他们以革命的忧乐为忧乐，革命与他们有连带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旧作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三、客观呢，还是主观？

    旧作家因为自己根本的观念是谬误的，不明白文艺对于时代的使命，所以他们与时代的生活隔离；因为隔离的原故，所以就缺乏实感，得不到新的材料。但是倘若一个作家缺乏对于时代生活的实感，那他无论如何，不会创造能够表现时代的作品来，因为艺术品的创作，虽然由于作家想象之力，但到底总是还要有一点实际生活的根据。

    所谓作家要有实感，并不是说艺术品的创作要完全凭本身的经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照这种理论做去，那艺术的范围将弄得太狭小了。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写死人临死的心理，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那岂不是笑话吗？若如此，那吗文艺这件东西可以说完全要消灭了，因为娼妓生活只有娼妓自己才能写，强盗生活只有强盗自己才能写……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未见到娼妓或强盗写出的文学作品来。

    这是当然的事情。无论谁个，倘若他不是呆子，都明白“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是一种谬误的理论。

    但是什么是实感呢？实感的意义可分三层；第一，作者对于某种材料要亲近，因为亲近才能有观察的机会；第二，作者要明白某种材料是什么东西；第三，有了上两层，作者应确定对于某种材料的态度。如我们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斗争极剧烈的时代，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黑暗势力对于光明运动的袭击，有军阀的荒淫无度，有资本家的虐待工人，有劳苦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有革命党人的光荣的牺牲与奋斗……总之，在这个时代里，所谓材料的一层，是异常地富足而复杂。照理讲，这个时代的作家应当表现这个时代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的作家抱着旁观的态度，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里面，根本不愿问这些事情，不但不用自己的心灵去参加社会的斗争，而且连旁观都不旁观一下，那吗，试问他将从何处得到时代生活的实感？他将从什么地方得到新的材料？当他根本不承认文艺家应当参加社会运动时，那他将怎样能与这些社会运动的人物亲近？既然没有这种亲近的实感，便不能了解时代浪潮里所发生的现象，也就不能创造出能表现时代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以为旧作家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了，无论如何不能担负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只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因为他们有时代生活的实感。

    我们并不拒绝旧作家加入革命文学的战线，倘若他们能改变方向，那他们是极欢迎的。不过一个文学家要改变方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理性方面，他们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时代的要求，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新的倾向，但是在情绪方面，在感觉方面，他们能即刻与旧的世界，和由这个世界所造成的观念，完完全全地脱离关系？这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罢？……

    照方君的意思，文艺品的创造可以凭借客观的观感，倘若旧作家能用他们的客观的观察，也是可以产生新时代的作品的，方君以为“终是凭借客观的观察为合于通例”。这是旧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对的，其实倘若我们一仔细地研究起来，那我们就觉得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一文中，光慈曾说过：“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以及他的行动，总都是反革命的，因之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将与前者适得其反，——他将歌咏革命，因为革命能够创造出自由和幸福来。

    倘若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可以知道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一个作家既然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观察他们的周遭的事物，一定用这个社会团的眼光来观察，虽然眼睛是生在他的头上。若把他当做与社会无关的分子去看，那他的观察，或者可以说是客观的；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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