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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国时代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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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八八年二月,梵高到了地中海边的阿尔。从阴湿的冬的都会逃出,来到这南国地方,早已是骀荡的春日了。太阳的恋人欢喜之极,不知不觉地叫道:

    “这里同日本一样美丽!”

    回顾三百里以北的故乡,只觉得一场悲哀旧梦。他就写信给贝尔纳:

    “临别时有通信之约,现在我要先告诉你:此地空气的透明,与愉快的色彩的效果,无异于日本,真是美丽!水在景色中,犹如我们在‘锦绘’(Nishiki-e)中所见,作美丽的绿玉色,及丰丽的青色的浓翳。淡的橙黄的落日照在地面,映出青色。壮丽的金黄色的太阳!————然而我还没有见过此地的最美丽的夏景。女子的服装很美观。尤其是在星期日,可以看见非常简素的、美好的色彩的配合。到了夏天,这地方也一定更美。”

    不久夏天到了。他写给贝尔纳的信上这样说:

    “我在这里比在北方健康得多。我在正午的烈日之下,也在麦田中工作。像蝉一般地欢喜它。唉!我悔不早十年,二十五岁的时候来这地方!————那时候我只晓得欢喜灰色,或竟是无色。……”

    他在灼灼的太阳之下,一刻也不休息地描画。偶然遇到事情而不能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苦痛。凡有太阳的时候,他的画笔未尝停顿。晚间,或天气不佳,而太阳不出的日子,他就利用这时候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弟提奥、知友贝尔纳,报告他的制作的经过、计划、技巧上的问题,以及关于自然、人生、艺术的感想及信念。有时把日常生活中的琐末的事故都详细地报告他们。作品与书简,一样能发泄他胸中的郁结的感情。

    梵高于1888年5月12日致提奥的信

    夏日的阿尔,每天赤日行空,没有纤云的遮翳。生于北方的梵高身体上当然感到苦痛与疲劳。然而日出的期间,他从不留在家里,总是到城外的全无树影的郊野中,神魂恍惚地埋头于制作。他呼太阳为“王”!制作中反把帽子脱去,以表示对太阳王的渴慕。

    “啊,美丽的盛夏的太阳!使我的头脑震栗!人们都说我发狂,其实在我何尝是发狂?”

    梵高在阿尔的太阳下,是“以火向火”,不久将要把他烧尽了。

    他初到阿尔的时候,借宿在一所饮食店内。每天付宿食费五法郎。不久又节约生活,减少为每月四法郎。这数月在现在看来真是极微,然而在三四十年前的当时,又在他的不如意的境遇之下,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他常常在给贝尔纳的信上愁穷。他在这饮食店内滞留约数月之后,觉得生活费超过预算太多了,写给弟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只是费用增大,而画全无可观。这是我的悲哀!”

    然而他并不失望,因为有极美的自然展开在他的眼前。他对着这南国的自然,每被蛊惑,从此不愿离开此地而回到巴黎去。信中又有这样的话:

    “久留在南方,我相信早晚必有成功的一天。我正在接触此地的新景象而研究它们。幸而身体健康,想不致有失望的结果。我因种种理由,想在这里找一所隐居的房屋。”

    到阿尔后两个月,果然在市郊找到了一间空屋。这屋傍着街道,前面有蓬蓬的草地,地点接近铁路,火车的声音时时飘入窗中。其屋共两间,左方是一所食料商店,右方便是他所租赁的屋,租金每月十五法郎。然进屋之后,就遭逢意外的不幸!有一次月底付账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的钱袋被人偷去了。不得已,拿所有品向房主作抵。结果负了一笔债。他写信报告他的弟:“旅人在此地,真要被绞出血!”

    隐居处已经确定,他就欣然从事制作。关于这房屋的事,他曾写许多信报告弟和贝尔纳,有时在信中加描说明的插图。

    生活常是拮据。这不但是贫乏的原故;根本上是由于他不会处理现实生活,没有冷静的判断所致。他只知信任自己的善,直道而行,不知顾虑他人。然而周围的事情绝不像他所想的那样简单!

    弟提奥这时候已经娶妻,有家室了。然其对于兄的爱,并不因此而减却;反而愈加理解兄的才能,又同情于世间对他的冷遇了。他们生一个儿子,袭用兄的名字,也唤作文森特(Vincent),这是表示对于兄的敬爱的。原来提奥的结婚,并非其自己的意志,乃因兄梵高的劝告而成。梵高看见弟为了他自己而牺牲了全部的幸福,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劝他结婚,让他享家庭之乐。他又希望提奥把对于他的爱全部移向其妻,希望弟的家庭完全无缺。幸而弟结婚后夫妇和睦,可使老兄放心。

    然而世事不会这样简单解决。弟的爱兄之心不会减少,兄也仍须仰仗弟的助力。欲贯彻自己对于艺术的信念,势非把弟牺牲不可!他努力想解决这矛盾,然而矛盾愈结愈深。结果他只有承认自己的无能,除了懊恼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自从到了阿尔之后,这懊恼愈加多了。

    弟结婚后生活的担负加重了。梵高欲节约弟所寄来的金钱,舍弃这隐居所,改租了一间租金较廉的房屋。为求房屋的雅观,他把墙壁粉饰了一下,又添置了一些家具。猛然想起了制作的费用,他又懊悔这种浪费!他写信告诉他的弟:“钱已经全部耗费在画与房屋上了!”此后弟每月寄来的金额,总是不到次月早已用完。有时付不出房租,有时连一个钱也没有,四日间只用数片面包和二十几杯咖啡支持生活,而且面包钱是赊欠的。

    “白天非有食物不可,晚上只要吃些面包已够了。”这话可怜得很!

    他住在阿尔的期间,本地的住民对他全然没有温厚的待遇,反而以敌意对待他,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孤独者。阿尔地方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们见他像陨石一般地落到这地方,样子又十分古怪,赭色的髭与发,奇特的服装,他们把这北方来的异邦人视作一个劳动者。那地方又没有画家,没有懂得美术的人。没有人为他说明、介绍,也难怪阿尔的住民不能理解他。

    从历史上看来,其实阿尔不是一向不知异邦人,一向没有美术家来到的地方。这原是富于名胜古迹的游览地,近来时有美国人、英国人巡礼到这地方。美术家及巡礼者常在这地方驻足。只因其街中缺少真能理解美术的人,又因像梵高那样人品古怪而画风热狂的艺术家,古来绝少其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当然不能理解他。他们看他的人如同一个谜,称他所描的画为“戏画”(1)。农夫们都不肯给他当模特儿,嫌他描得太丑陋。

    然而后来他也认识了几个土人。有时他们也肯受他的微薄的报酬,为他做模特儿。他也全靠这几个人聊慰孤独。然这也不过是在他的寂寥的生涯上偶然添一笔淡淡的色彩而已。

    “颜面,颜面,我欢喜画颜面。从婴儿以至苏格拉底,从黑发白肤的少女的颜面,以至太阳炙焦的红砖瓦一般的颜面,及黄发的老妪的颜面。这等二足动物(人)的习作,在我觉得刺激很强。”

    他这时最欢喜描人。蔑视王侯、贵族、哲人、圣者、淑女、农夫、劳工的一切阶级,即从各种人类的颜面上写出其灵魂的秘密。这强大的希望,在上面的数语中吐露着。

    他在阿尔所描的人物中,手法最圆浑、趣致最高远的,是邮差鲁林(Roulin)及阿拉伯步兵(2)少尉米列(Milliet)的肖像。他请这两个人做模特儿,描出了几幅杰作。米列少尉是有绘画趣味的人,是他第二次移居后所认识的。这少尉为他装姿势做模特儿,其报酬是请梵高教他素描。但这人不久就离开阿尔,与梵高的交际不久就告终。

    梵高与邮差鲁林的关系,较为深长,他住在阿尔时始终与这邮差来往,从而认识了他的家族,邮差的夫人也常供他做模特儿,描出杰作。有名的《摇篮曲》,就是请这邮差夫人为模特儿而描出的。

    还有一个妇人名叫纪诺(Ginoux)的,也曾供他做模特儿,描出几幅有名的《阿尔之女》。纪诺的丈夫在火车站旁边开一所咖啡店。梵高在这咖啡店内认识邮差鲁林,因鲁林的介绍而与这妇人相识,又请她做模特儿。

    他在阿尔认识的人,只有这几个。

    阿尔的自然款待他,阿尔的住民却冷遇他。他的事业渐次进步,他的生活依然孤独。时时遥念巴黎的亲友:弟、贝尔纳、高更,写几通绵密的长信付邮,以慰自己的寂寥。又在信中怂恿他们的南游。

    高更于去年年底从西印度的马提尼克岛回巴黎,不久又赴阿旺桥。贝尔纳徒步追从他,在途中卖肖像画度生活,就是这时候的事。赶到了阿旺桥,高更又因特别事情,不能招待他。他只得赴拉芒什海峡岸边,在那里刻苦制作,过了完全孤独的四个月(3)。以巴黎为中心的三个知友一时离散,一在西,一在北,一在南。这是与梵高的意志完全相反的。

    因为梵高在给贝尔纳的信中,常常说起他一早怀抱着画家的“共同生活”(la vie en commun de peintres)及“协同制作”(collaboration)的主张。对于前者他说:“欲免除画家的物质生活的困难,希望画家们能协同一致,互相保护物质的生活,互相亲爱,必可使各人增进幸福,处处可以减少无意义的徒劳与浪费。”对于后者他说:“我所谓‘协同制作’并不是两个或数个画家共作一事的意义。乃在各异的作品上有相互的密切的关系,互相补足的意思。”他举初期意大利、初期德意志及荷兰诸派的艺术家的协同团体为证例,一直论到印象派。约言之,他的意思是希望信念与思想相同、技术的根柢相通的画家们,大家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免除物质的胁迫的苦痛,其他方面对于艺术上的难处,协力当然比独力容易解决。

    他把这主张告诉他的在艺术上与人品上均最敬爱的高更与贝尔纳,渴望和他们一同实现这计划。他在阿尔物色房屋,计划设备,劝他们来游,以实现他的共同生活的梦想。

    他们三个人交换自画像。贝尔纳与高更的二幅先寄出,同时达到梵高的手中。贝尔纳的自画像中,背后描着悬在壁上的高更的肖像。高更的自画像中,背后也描着悬在壁上的贝尔纳的肖像。梵高看了之后,满心欢喜;同时共同生活的梦想愈加急于实现了。高更这时候刚刚病愈,肖像中形容十分憔悴,更使梵高悬念。他就写信给弟提奥:

    “我曾经为高更着想。倘高更来此,他的旅费以及必须置备的寝床、被褥……其钱可由我支付,我要同他共同生活……”

    提奥很能体谅兄的意思,就去劝诱高更动身。不久梵高的感谢的信又寄到:

    “高更已有信给我。他说,收到了你的内附××法郎的信,心中非常感激……”

    高更有一天果然来到阿尔了。梵高正在郊外描写秋风中的白杨。他乡逢知己,相见拥抱,欢喜无极!梵高所梦寐不忘的幸福的“共同生活”,如今可以实现了!

    他就迎高更到自己的小屋里。只有另一个青年的知己不在眼前,使这欢会蒙上一层灰色,此外一切都成遂他的希望了。二人都是卓拔的才能的所有者,一同委身于艺术,向着最高的目标而竞逐前进,其幸福可想而知。高更全部精神沉浸在共同的劳作中,梵高尤为眩惑于这幸福。谁知这幸福状态只有朝露的生命,转瞬之间将化为幻影了。

    高更来到阿尔不久,就写一封信寄给独留在阿旺桥的青年的知友,使他读了心痛得很。信中含有这样的一节:

    “梵高和我意见不合,在绘画上尤甚。他所崇拜的人,都德(Daudet)(4)、杜比尼(Daubigny)(5),及西奥多·卢梭(Théodore Rousseau)(6),都是我所不能钦佩的。而对于我所尊敬的人,安格尔(Ingres)(7)、拉斐尔(Raphael)(8)、德加,他都反对。他说很欢喜我的画;然我描写的时候,他又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是浪漫派的人,而我是倾向于原始(Primitive)派的方面的……”

    他们两个人到底不能用同一精神而合作。美丽的梦先已崩坏了一角。

    且在日常生活的琐事细故上,二人的意见也全然不一致。有时主张相冲突,有时意见不两立。朝夕同在一块生活,冤仇愈结愈深。到了不能再继续同居的时候,梵高的神经错乱的旧病突然发作,演出了一场悲剧而闭幕。从前的梦想就完全破坏。

    两个人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是过激的、热狂的、南方人一般的荷兰人;一个是冷静的、严格的、意志的、北方人一般的法兰西人。一切破坏由于二人的相反的性格的固执与冲突而来。梵高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好汉,感情发作的时候用狂暴的手段,然而不久又立刻反省,复旧。高更的性格就与他不同,他是共和党的新闻记者的儿子,具有遗传的市民观念。无论何种灵异的熏染,不能摇动他的意志。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又是一个聪明的鉴赏家。为了把持自己的善,他对于自己以外的事全不顾虑。他的本质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所以这两个人要共同生活,协力艺术,完全是妄想。一旦被热烈的感情拉拢在一块,其间当然容易酿成危机。

    梵高从前研究神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发狂状态。加之近来过度劳作,智力紧张,变成极端的神经质,精神能力偏于一个角度了。到了阿尔之后,劳作更甚。常常自朝至晚整日作画,有时夜间也继续工作。不但描画,又热衷于写信。然而他的肉体本来羸弱,不能胜任精神的驱使。其精神与肉体常常不绝地抗争,以致内外两力失却均衡,招致了破灭的危机。

    这一年的岁暮,基督降诞节前后,有一晚梵高与高更到一所咖啡店内饮酒。不知争论什么事故,谈话激烈起来。争执中梵高拿起玻璃杯,朝高更脸上猛力掷来。幸而高更躲避得快,没有受伤。高更原是冷静的人,晓得他的狂病发作,不再和他争论。这一晚默默地过去。

    次日早晨,梵高向高更谢罪:

    “昨天晚上我很对你不起!”

    高更晓得他的狂病发作,燥动一定不止一回,不能再与他同居了。就写信把情形告诉他的弟提奥,一方面准备回巴黎。

    这一天傍晚,他正在户外散步,听见背后有足音,回头看时,只见梵高手中拿着剃头刀,向他杀来。高更立停不动,怒目向梵高注视。梵高的来势被这眼光吓退,收了剃刀,回头就走。

    这第二次的袭击,使高更一刻也难再留了。但他在阿尔没有别的朋友家可以投宿,今晚再同那狂人一同过夜,实在无论如何也不敢了。他就决定赴旅馆投宿;但想起了那犯了狂病的可怜的友人,又想回家去看他一看。逡巡了一回,终于自己赴旅馆而去。这时候在高更心中,顾虑自己的安全的心比关念朋友的疾病的心更强了。

    归家后的梵高完全癫狂了。他心中只想杀高更,拿了剃刀在庭中乱舞,不知失手或故意,自己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血不绝地迸出,他用自己的手掌按住,又用浸水的海绵揩拭创口,用毛巾从颊下围到头顶,把创口抑制住。然后拾起地上的耳朵,用纸包好,拿了这纸包出门飞奔而去。

    一直奔到街上,在路旁一家人家门口立停了脚,就敲门。一个妇人出来开门,他把纸包递给她:

    “喏!”

    这一天恰好是基督降诞节,那妇人以为是圣诞节的礼物:

    “谢谢你!”

    接受了他手中的纸包。回到里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鲜血淋漓的人耳朵!妇人吓倒在床上。家里的人就去报告警察。梵高送掉了耳朵之后,似乎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出门的使命,一径返家。把家门紧紧地闩好,倒在床上昏睡了。

    避居在旅馆里的高更全然不晓得这晚上的事。次日朝晨,他走出旅馆门,悄悄地向“共同生活”的家中走来,想来一探梵高的情状。到了那里,但见许多人拥挤在门口。他心中十分惊奇,就从人群中挨身进去。突然一个刑事官拍他的肩,叫道:

    “嘿!你杀了你的朋友?”

    高更这时候也不能冷静,直跳起来对他辩解,说明他昨天晚上宿在旅馆中,全然不晓得这回事。他想要同众人到室内去察看,然而门里面闩好,无从启入。群众中有一个设法把门打开,大家一拥而进。看见地上许多血迹,刑事官愈加怀疑,紧紧地拉住高更的右臂,拉到梵高的寝床前。床上躺着一个男子,背向着天。出血过度,陷入昏睡。刑事官一看,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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