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农村、农民与农业

    共和党的保护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在东部工业区。那里集中了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财富。西部的主要农产品能产生的利益很有限，基本与原来南方棉花作物的产出并无二致。即使在共和党管辖的地区，贸易保护的好处也受到质疑。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也基本上由共和党管辖。19世纪80年代，正如南方的棉花所遭受的情况一样，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经历了玉米和小麦价格下跌，因而受到鼓励接受了关税改革的建议。188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发布的咨文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州。1888年到1889年，各种国家文件转移到关税政策修订问题上来，而农民社团和农业期刊纷纷谴责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领袖感受到了舆论的不满，便通过实施《麦金利关税法》的相关农业计划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但1889年到1890年，不满情绪在大多数农业区不降反增。

    南方农民受到棉价下跌的直接影响，他们内心对保护性关税的厌恶仿佛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他们不能相信哪个政党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努力。19世纪80年代，政党主要议题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丝毫关联。南方农民对文官制度改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官制度改革认同并重视专业性，是社会分化的产物。他们习惯了各种纷繁的工作，而对政府管理几乎一无所知，只是认为政府应当把官职分配出去。几乎所有的美国农民都有这样的观点。

    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棉农们在为棉苗疏松土壤

    南方农民对抚恤金制度也不感兴趣，而且有批判该制度的倾向。《第十四条修正案》强硬地否认了邦联的所有债务，并强制南方老兵纳税，却将征得的税收作为联邦老兵的福利，将南方老兵排除在外。南方农民虽然在自己的党派中找不到发言人，但也不可能转投共和党。

    在北方，农业持续低迷，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地区的农田几乎荒废。人们开始关注科学种田，但很少付诸实践。运输方式的进步让西部肥沃的新土地成为东部土地在城市市场的竞争对手。在平原地区饲养的牛被运往堪萨斯城或芝加哥屠宰，然后在纽约和费城上市出售。西部生产的优质水果与东部生产的普通水果一同上市竞争。在这里，正如在南方，农民注意到党派之间就制造业相关问题争执不下，而丝毫不关心农民问题。

    西部农民最为不满。没有任何地区像西部这样，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集中了如此统一的状况。格兰其各州见证了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如何影响政治决策的。19世纪80年代末，在密苏里州和艾奥瓦州西部的新地区，铁路刺激移民到可开垦的大草原周边安居落户。1885年左右，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达科他准州开始进入繁荣时期，也促使普通年景不适耕种的地区开垦出新的农田。只有盲目乐观者才会相信半湿润的草原气候会发生改变。年景好时，作物种植向西一直发展到落基山脉，而年景差时，就连堪萨斯州东部也面临干旱。

    铁路公司为了利益吸引新移民来铁路沿线落户，而他们的投机活动更谨慎了。这几年的风调雨顺也帮了铁路公司的忙，使新移民将草地开拓为居住地或谷仓用地。与此同时，移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的肉牛养殖场

    西进运动早期，各边疆地区都已有移民分布。他们主要是之前边疆的占领者，了解怎样的气候和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越往西偏移，铁路公司提供的便利交通吸引到向平原迁移的农民就越少。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业余务农者，另外一部分则十分了解不同类型的的耕种方式。必须要面对新情况的人群较之前的开荒者更不容易成功。

    19世纪80年代，美国边疆地区的降水极不稳定，给试图在此处开荒种田的农民带来了困难。同时，移民定居点周边情况不容乐观。对于那里的生活而言，运输如同对于格兰其各州一样至关重要，但处于几近失控的状态。1887年，《州际商务法》并没有立即起到显著作用。歧视、不合理定价和过多投资等负面因素仍旧影响着西部的发展。1885年和1886年，劳工组织在西部的罢工运动给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的农民增添了新的障碍。反铁路运动在各地均有萌芽。

    美国画家约翰·加斯特笔下的“西进运动”。这幅画展示了美国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信念。在圣母玛利亚（象征西方文明）的指引下，殖民者们拖家带口向西部迁移，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向西部，野蛮的印第安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随之往西迁徙。文明之光渐渐地将黑暗驱散。“西进运动”使美国西部得到了开发，但也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在美国的新边疆地区，反公司运动的出现在情理之中。那里的居民只能生产农业初级产品，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购买生活必需品。高昂的日常开支和低廉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使他们举步维艰，渐渐成了反托拉斯煽动者演讲的听众。

    像许多边疆地区一样，新边疆地区靠着借贷发展起来。开拓者们依赖借贷，并且对此满怀希望与投机心理。靠着借贷，他们修建的城镇与铁路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而他们背负的沉重债务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后才能还清。

    开拓者们受到通货膨胀理论的煽动，改变了之前的观点。绿背纸币已经开始通货膨胀。自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之后，绿背纸币仅仅成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威胁，支持者寥寥无几。绿背纸币党与劳工和反垄断人士站到了一起。1880年和1884年，他们分别提名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为候选人。然而，即使在通货膨胀论者中，投票支持他们的人也不多。通货膨胀新时期比绿背纸币时代要有趣得多，也导致呼吁自由银铸币的声音高涨。

    铁路穿过美国西部地区一处定居点

    在西部农民的众多呼吁中，最大的问题是偿还债务。其中，最常听到的是要求发行更多廉价货币。东部农民虽然很少有债务负担，但他们知道发行的货币越多物价就越高的道理，认为这样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南方农民则债台高筑，但并不考虑眼前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因为他们常常提前就把作物抵押出去，让乡下的店主们为他们出资。他们也对通货膨胀十分感兴趣，将其视作常用的补救措施。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案》[1]通过后，美国各个地区的农民都在敦促各政党推进自由铸造银币进程。随着银价的下降，白银通货膨胀能够带来的利润相应增加，农民们因此加入开采银矿的行列中。

    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

    在蒙大拿、爱达荷、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银矿一直都是重要产业之一。在西部的多数地区，银矿也备受重视。1873年以后，由于银矿产值下降，银矿主们与东部制造商一致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他们想通过恢复银币支付获得所需的“保护”，要求国会将所有白银用于铸币，并将白银与黄金同列为货币基础。在补救措施方面，银矿主们是农民通胀论者的同盟，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水火不容。采矿者希望政府允许自由铸造银币以提高银价进而获取更多利润；农民则想要提高货币流通量以降低货币的价值。如果一方关于自由铸造银币的结果预言正确，另一方则注定会失望。但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双方的共同要求被一再重申。在年景好的时候，这一要求还不太激烈，但任何对西部繁荣或信誉的打击都可能刺激不满者爆发一场新的运动。

    1889年，降水不足，庄稼歉收，一场危机的到来使西部的不满情绪开始牵动政治领域。1889年，平均降水量达十八英寸的阿肯色州河谷流域的总降水量只有十三英寸。自1869年起，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一直在平原上追逐着对美国人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他看到新村庄一英里接一英里地向周边延伸，也看到干旱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于西部农民的遭遇，他预言道：“先是忍受，然后抵押，紧接着是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直至最后被完全逐出。”他写道：“如果即将出现的恶劣情况持续数年，没人能预料到之后会发生什么。”19世纪80年代早期，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都成了空谈，所有的城镇郡县都已荒废，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求助。

    19世纪美国西部一处银矿生产的场景

    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左）

    西部发生剧变之后，政党因为失信于民而备受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党不守承诺，而美国政府则只为那些本就受到优待的人群争取利益。不满的农民自然会选择投靠已经存在的农业组织，如格兰其会员那样，把选择转移到政治目的上来。

    自格兰其运动进入高潮开始，总有各种社团、联盟游走在农民和其组织之间争取选票。在打击了铁路之后，格兰其作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的纽带继续发展。美国农民联合会和农业动力等农民组织相继出现。劳工骑士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获得的巨大成功刺激美国出现了很多效仿组织，但这些效仿组织的运动并不算成功。农耕能赚取的利润还比较可观，给不了这些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在繁荣时期，农民都是个人主义者。一篇关于美国农民的文章描述了一种新的农民活动，反映出当时农民想要不断争取合作优势的心态。

    19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农民组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农业社团联盟————农民联盟，反映了西部和南方的具体情况。1888年，农民联盟以“迅速成长”的态势在南方受到关注，但“只是偶然间在政治上变得重要起来”。自1885年以来，农民联盟在达科他变得活跃起来，为其成员买了火灾和冰雹灾害的保险，并设有采购部门和一家电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农民联盟还拥有棉花与羊毛加工厂。农民通过该组织为他们共同的事业发声。1890年，随着目标的拓宽，农民联盟并入人民党。1890年夏，在堪萨斯州，农民运动打破了两个老党派的界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运动的发起者认为一个新的政党就此诞生。

    农民联盟的旗帜

    1889年，年景艰难，农民的不满情绪上升，引起各方关注。只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衡量他们不满的程度。直到通过《麦金利关税法》之后，国会宣布休会，其成员回到各州准备1890年的国会竞选活动，这部法案成了摆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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