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老父传》译文

贾昌留陈鸿祖住宿在斋舍,说起自己的出身经历,都很有条理。于是进而谈及了国家的政令制度。鸿祖问起开元年间天下治乱的原因,贾昌答道:“老汉年轻的时候,靠斗鸡取得皇上的宠幸,皇上不过把我当歌妓戏子一般看侍,叫我住在外宫,哪能够得知朝廷大事呢?然而也还是有些可以告诉您的。老汉曾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任安西节度使,并代理御史大夫,开始命边将兼理纠察弹劾的职权,以便使远邦畏服。我又见哥舒翰出镇凉州,攻下石堡城,在青海筑城守卫,带兵出白龙,越过葱岭,以铁关为界,总管河东道,经过七次任命,加官晋爵,才得以代理御史大夫。还曾见张说做幽州刺史,每年进关,总是用大车装载河间、蓟州一带征收的绸缎布匹,车水马龙般地拥进关来。但运送到王家府库去的却只有江淮所产的绉纱、巴蜀出的锦缎和后宫喜好的珠玉玩物之类罢了。那时候,河州敦煌道年年有守边的军队屯田耕种,供给边防用粮,剩余的转运灵州,经水路运输下黄河,进入太原仓库,以备关中荒年之用。而关中所产粮米,让老百姓储藏起来。皇帝去游幸五岳,跟从的官员千人万马,从来不吃老百姓。老汉我逢年过节、寒暑两季回家休假时,到都市上看见有卖白衫和白棉布的;走在邻近的街道上,有人要用黑布一匹祈神除病,出高价也买不到,只得用裹头的黑罗代替。可近来老汉我拄着拐杖出门观街景,东西南北四面看了一遍,所见穿白衣的平民不满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拿起武器去参军了吗?想当初,开元十二年的时候,皇帝曾有令: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侍郎如有缺额,首先找做过刺史的充补;郎官有缺额,首先找任过县令的充补。及至老汉我眼看四十岁的时候,三省的郎官,凡是在刑律方面有才能的,大的派出去做刺史,小的派出去做县官。自从老汉我住在这大路旁边,往往看见有外郡太守在这儿歇马,都愁眉苦脸的,不乐意朝廷把他们淘汰出去治理州郡。开元年间选取人才,主要看品德和才能,没听说单凭进士、宏词、拔萃等考试科目选拔人才。过去的事,大略就是这样。”说到这里,他黯然落泪。接着又说道:“当年太上皇北边降服了游牧部族,东边降服了鸡林,南边降服了滇池,西边降服了西戎:他们三年来京朝会一次。朝见的礼仪、皇帝的抚慰,隆重而优厚,并赐给他们锦衣,招待酒食,办完事就打发走,京都不让外宾久留。而现在,北方的胡人和京师百姓杂居,还在这里娶妻生子。这样一来,长安青年就有了倾向胡人之心了。您注意看看市面上流行的首饰和服装鞋帽式样,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难道不是怪现象吗!”鸿祖听了,默然不敢应声,就离开他走了。

    【总案】 唐人的传奇小说,大都以爱情、神仙、侠义为表现内容,本篇却直接就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寄寓着历史盛衰兴废的深刻教训意义,是十分可贵的。从整个结构上来说,它大体可以分作两段:自开头到“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为上段;由“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以下为下段。上段仍采取古典小说惯用的依时间顺序直线叙述的方式,详记“东城老父”贾昌的家世出处及其初受宠幸、备极显荣,中则饱经战乱、沦落都市,终至遁入空门,托身释宗的一生行踪,婉曲细腻,跌宕有致。但这一切,并非孤立、单纯的个人荣辱史,而是紧紧依托在时代起伏变动的脉搏之上,局部的、个别家庭的命运决定于整体的、国家的治乱存亡,所以,它便摆脱了一味慨喟离合悲欢的狭隘格局,因之具备较为广阔的历史感与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小说中用颇多的篇幅描写作为“神鸡童”贾昌的盛况,那种顾眄满志、繁华似锦的情状真令人为之侧目,这从当时流行的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以及大诗人李白“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的句子中,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不过,上述的还只是表面现象,作者更深一层的用意原在于揭示封建统治阶级上下嬉游、侈靡无度,终于导致战祸四起、国家衰败的严酷教训,以儆戒当时的执政者。历史上的唐玄宗,有他励精图治、贤明开通的一面,对社会的发展安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其统治后期,却信用奸佞、荒淫腐败,终于爆发“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从此走向衰亡的道路,他的责任是不能推诿的。上段写玄宗因个人生于“乙酉鸡辰”,“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即位后乃大肆倡扬,日以斗鸡为事,“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蔚为一时社会风气,“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贫者弄假鸡”,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下段主要用追述的手法,借出家为僧的贾昌之口,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角度来反映这种盛衰的变化。它既具有旁观者冷静客观的态度,因而增强了说服力,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又融入亲身经历者的不胜今昔之感,低喟慨叹,有着浓厚的感染力,进而在其间寄寓着谴责、惋惜的含义,发人深思。当然,下段主要是评论叙说,多为理智的认识,缺乏形象刻画,难免产生枯燥平淡之弊。

    贾昌是小说里贯穿始终、着力描写的唯一人物,但从艺术方面着眼,他的形象却是模糊不清的。除了盛衰荣辱的大的轮廓外,我们很难看到他个人的性格特征,而这恰恰是推动情节发展、塑造典型形象的关键性的问题。比较而言,上段的后半部分(即记安史乱后,贾昌流落出家的文字)虽然也是叙述多于描写刻画,但总起来说,表现贾昌那种繁华沦落、意念俱灰,回顾半生如梦、万般无奈之中,唯有弃绝人事、逝息佛门,以了此残生的情状,倒还细致生动。而反映贾昌盛况的前半部分,除了铺陈场面、记述事情的经过外,很少有对于主人公个人形象的富于个性特色的描写。总之,本篇以记事为主,寄托着作者治乱兴衰的感叹和以昔鉴今的意图,批评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腐败以及给国家带来的祸害,具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生活的某个侧面,尽管艺术上有所不足,但仍然被后人推为唐传奇中的名篇,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