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社会风气

    在刘宏眼中，豪族的士族化实际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向皇权妥协，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建立的制度无疑建立了有效的独裁制度，即使外戚豪强再强，到最后还是难免败亡，而孝桓皇帝时代的宦官集团更是将豪族势力打压到了最低谷，所以他才可以借势独揽大权，使皇权再次强硬，来引导目前士族的转变方向。他对学术的倾向性将影响到士族的修学取向，此时的士族只是将儒学视为仕途的一部分，读书人研读儒家典籍，也更多是为功名利禄。

    随着众多新奇的农具和粮食的持续丰收，民间开始兴起了一些传言，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是一样，那就是当今天子乃授命于天，是神人转世。而这些传言正是贾诩派密谍司的探子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所信神祗编造，利用当时百姓迷信谶纬学的氛围为天子造势。

    细柳营和太学，这两个被刘宏重点关注的地方，都是得到了大量免费的印刷书籍，亲自挑选的注释诸子典籍都被刘宏归入了儒家名下，不管如何，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对社会道德的构建都有益于社会的稳定，而推翻儒家，建立一种新学说的社会成本太大，大到他也难以承担，所以这种百家合流，暗中替换融合的手段无疑最为有效，利用造纸和印刷的技术优势，只需要五十年，他就可以为自己的帝国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刘宏注释经典，便是要打击在这股‘浮华’风气下脱离了本义的儒学和兴起的讲究追求个体欲望，自由的老庄学说，一个强健的帝国必然需要一种质朴刚健的风气，制度易改而移风易俗难，当初商鞅入秦，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能逐渐改变秦国原本与戎狄杂居而染上的一些风俗。（算是我对汉末国情的看法，社会风气不能清正，什么制度改革到最后都是空。）

    士族的崛起使得帝国原本的豪族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士族社会，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历代天子推行儒术的结果。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选拔、任用各级官吏的理论依据，政治利益的诱惑，使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刘宏之所以要打击‘清议’，便是因为当时的士人为博取名声，往往虚造声誉，欺世盗名，更喜欢危言耸听，借谶纬造谣攻讦政事以养声名。而为官者则交通奸猾、朋党用私，帝国原本的‘交游’本指士人周游而学以及集结、聚会的活动。但是这种原为求学内容的活动随着社会风气的颓废日益演绎成为一种‘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的勾当，正所谓‘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陈蕃，李膺等一批‘正身之士’的‘清议’成了一些士族用来以名干政的手段。

    如今帝国士族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光武皇帝时代的樊，郭，阴，马四家，被称为四姓小侯，虽然从孝和皇帝以后他们逐渐失势，但是家族却因此存续了下来，底蕴深厚。而‘西京七族’和‘东京六姓’之中的许多大族，尤其是东京六姓中的窦、邓、阎、梁、何氏虽然盛极一时，但家族却转眼走向没落甚至覆灭。

    前者通过家族成员通经人仕，再以为官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营建并扩张家族势力，或累世经学而累世为官成为士族。而后者是素封豪族、外戚豪族与皇门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文化修养而转变为士族。

    春耕过后，天子亲自注释的经学书籍，同时在中原各州郡开卖，一时间这种由前所未见的洁白纸张装帧的书籍成了各地士族眼中的瑰宝，纷纷是解囊购买，根本不管售价。此时士族的形成已经在帝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化的家族化，一是家族的文化化。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皇权对包括皇族、外戚等在内的豪族势力的压制和防范，也迫使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经学，希望以文化的传承力量来保持家族更长久的发展。而中兴之初在社会上提倡的淳朴风气也影响到豪族家风的改变。因此中兴早期的外戚家族更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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