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手册》出版之后，我紧接着进入了一生中最捉摸不定、最沉闷阴暗的时期，直到我与保罗·洛朗一块儿出发去非洲，才得以摆脱。一个分心、不安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的阴影之临近，能使后来的一切变得明朗，如果我为写《手册》一书而一直处于的紧张状态，能为这种分心找到某种解释和理由，那么我情愿并拢双脚跳过这个时期。如果我既已无法肯定我心里会产生相反的要求，那么对这样一本书的夸张渲染，什么样的反应不会引起呢？我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不安，似乎因为描写了也就消除了。在一段时期之内，我的思想不会再纠缠无聊的小事，而仅仅受最世俗、最荒唐的虚荣心引导。

    我不知道爱玛妞对我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她让我知道的事情，就是她拒绝我随后提出的求婚。我宣称我并不认为她的拒绝是最终的，我可以等待，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不过，有一段时间我不再给她写信，就是写她也不回信。这种沉默令我心里空落落的，感到不知所措。但在这期间，友谊填补了爱情让出的时间和位置。

    我几乎每天仍去看望彼埃尔·路易。那时他与他的兄弟住在维洛兹街尽头一座矮房子的三层；那座房子位于街道拐角处，俯瞰着小小的富兰克林广场。站在他工作室的窗口，可以望见特罗卡德罗广场，甚至广场那边。但我们很少想到去望外边，而是专心致志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计划和幻想。彼埃尔·路易在阳松修哲学课那一年期间，与同班的三个同学结下了友情，其中两个即德鲁安和齐约很快成了我们的密友（与第三位法兰·诺安我只有一些愉快的、但不经常的接触）。

    各种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在这本回忆录里我却没有任何欲望谈一谈，关于这一点我力图加以解释。简单讲，可能是担心不由自主扯得太远。通过我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了尼采这句俏皮话所包含的真理：“任何艺术家可以利用的不光是他自己的智慧，还有他的朋友们的智慧。”我的朋友们能更加深入了解思想的某个特殊领域，而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经常代替探索者的角色。我出于好感有时陪他们一些时间，那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考虑，使自己免得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在这个特殊领域，我承认没有一位朋友不高我一筹，不过他们的智慧也许更加局限。我知道对于别人理解最深刻的东西，我比他们之中单个的每个人理解都更肤浅，这样我觉得我就同时理解了他们所有人；在我所处的十字路口，我的目光环视四周，得以透过他们，洞察他们的言论所揭示的各种观点。

    如果我不庆幸自己成了这些朋友中每个人最好的朋友，那么我说的这些话就太没意思了。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当成中心，认为世界是排列在自己周围。认为还有更亲密的知己，在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向别人敞开心扉，像我要求别人向我敞开心扉一样彻底。些许的保留在我看来都是可耻的，大逆不道的。几年后我继承了母亲的遗产，齐约的工业企业濒临破产，请我帮助解救，我没有丝毫犹豫，没有进行权衡，就向他提供了他要求提供的一切，而且认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要求再多我也会提供，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真的帮助了他。以致如今我都弄不明白，当时我也许并没把自己的行为特别放在心上，甚至是否我所珍视的是朋友而并非友谊？我信奉的这一套带有狂热的特色，彼埃尔·路易一清二楚，以此嘲笑我。一天下午，他躲在圣絮彼斯一家店铺里，开心地观察了我一个钟头，而我冒着雨，在井边即正好在他这个爱胡闹的家伙约定的地方踱来踱去，其实我已预感到他是不会来的。总之，我对朋友们的欣赏甚于自我欣赏，想象不出还有更好的朋友。我对自己充满诗意的命运所抱的这种信念，使我对一切都抱欢迎态度，看到一切都迎着我而来，相信一切都是天意经过精心选择，指派来帮助我，得到我，使我变得完美。就是在最严重的逆境中，我也多少保持着这种性情，本能地寻求能让自己开心，或者能让自己学到知识的事情。我对命定的友谊如此看重，不屑于考虑也许另外某种变故或办法对我更可取。我不仅喜欢既有的东西，而且认为它是最好的。

    然而在对已逝去的岁月进行反思的同时，现在我估量一位博物学家的友谊究竟对我有多少好处。假如那时我遇到一位这样的博物学家，而我对博物学的兴趣那样强烈，肯定会抛弃文学，迫不及待地去追随他……或者追随一位音乐家：路易不久就把我领进了马拉美周围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每个人都自炫热爱音乐，可是我觉得，马拉美本人以及与他过往的所有人，从音乐里探索的还是文学。他们都把瓦格纳(1)奉为神明，对他进行阐释和评论。路易经常在我欣赏时发出这样那样的叫声和感叹，使我对“表现”音乐产生反感。这样我就特别热烈地转向我所称的“纯”音乐，即不企图表现任何意义的音乐，反对瓦格纳的复调音乐，而更喜欢（现在仍喜欢）乐队四重奏、交响乐奏鸣曲。可是我已经过分专注于音乐，讲究自己的音乐风格。我所需要的朋友，也许是能叫我关心他人的某个人，是能让我摆脱自我的某个人，一位小说家。可是那时我只注意心灵，只对诗歌感兴趣。诚然，当我听到路易出于对《人间喜剧》作者的蔑视，把盖兹·德·巴尔扎克(2)称为巴尔扎克老大时，我就生气。然而，当他要我把形式问题置于我所关注的问题的前列时，他是对的，我感激他的这一忠告。

    我想，没有彼埃尔·路易，我依然像野蛮人一样离群索居。并非我缺乏与文学界交往并寻求友谊的欲望，而是一种无形的畏惧心理令我却步。总是担心打扰、妨碍按天性我最想接触的那些人，这种心理至今还常常使我动弹不得。彼埃尔是一流运动员，更大胆，肯定也更灵活，具有已经成熟的才华，把他的头一本诗集奉献给了我们愿意仰慕的长辈。在他的催促下，我决定把我的书送给埃尔迪亚(3)。

    “我对他谈到你，他等你去呢。”彼埃尔一再对我说。

    埃尔迪亚还没有把他的十四行诗汇编成集，其中有一些已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另一些被米尔·勒梅特引用，大部分还没发表，却被小心翼翼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显得格外光辉夺目。我头一回按响巴尔扎克街他家的门铃时，心怦怦直跳。

    埃尔迪亚与我那时想象中的诗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是首先让我感到惊愕的。他没有沉默不语的时候，没有任何神秘感，他那像喇叭一样但有点结巴的嗓音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变化。这是一个矮子，体态相当匀称，略显得胖墩墩，但腿和腰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鞋后跟噔噔响，蓄一部方形胡子，头发像刷子似的，阅读时戴副单片眼镜，从镜片上方，或者更经常是从镜片侧面，投射出特别混浊、无神、丝毫不显得狡黠的目光。思想是无所阻拦的，他头脑里闪过什么念头，就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所以他与人交谈显得放肆而又特别风趣。他几乎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外部世界和艺术，我的意思是说，令人困惑不堪的是，他一直处在思辨的状态，对他人的了解仅限于行为。但他读书很多，只是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所以对什么都不感到需要。这多半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诗人，更确切地讲是一位工匠。起初我感到非常失望，后来终于寻思，我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否因为我对艺术和诗歌所抱的观念是错误的；单纯职业上的完美，是否并不像我直到那时所想象的那样难能可贵。他总是张开双臂欢迎别人，他的欢迎是那样热烈，使你立刻觉察不到他的头脑的开放程度比双臂还差一点。但他酷爱文学，即使内容上不理解的东西，我想字面上他还是能够理解的，因此我不记得他在什么事情上说过蠢话。

    埃尔迪亚每逢星期六接待客人，从下午四点钟开始，他的吸烟室里就挤满了人，有外交官、记者、诗人。如果彼埃尔·路易不在场，我在那里会拘束得要死。这一天也是他家的女士们接待客人的日子，有时一位献殷勤者从吸烟室过到客厅里，或者从客厅过到吸烟室里，门半敞开一会儿，就会听到一阵清脆的叽叽喳喳的交谈声和笑声。我怕被埃尔迪亚夫人或她的三个女儿之一中的一个看见。她那三个女儿，自从我被介绍给她们之后，我觉得稍许经常一点去向她们表示敬意，倒是适宜的。由于担心被她们看见，我不得不待在吸烟室的另一头，隐藏在香烟和雪茄的烟雾之中，就像隐藏在奥林匹斯山的云雾之中一样。

    亨利·德·雷尼埃、费迪南·埃洛德、彼埃尔·齐亚尔、贝尔纳·拉扎尔、安德·封泰纳、彼埃尔·路易、罗贝尔·德·博尼埃尔、安德烈·德·盖纳，一个星期都不会缺席。每逢星期二晚上，我又能在马拉美家见到前六个人。在这些人之中，路易和我是最年轻的。

    在马拉美家相聚的更清一色是诗人，有时也有几位画家（我想起的有高更和惠斯勒(4)）。我在别的地方描写过罗马街那个既是客厅又是餐厅的小房间。我们的时代已变得太嘈杂，如今不容易想象得出这个地方那种清静和几乎宗教般的氛围了。马拉美的谈话肯定有所准备，与他精心写出的《杂谈》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的谈话那样巧妙，绝少带说教口吻，仿佛每个新主张都是他即时想出来的，但他并不特别肯定，似乎几乎是以提问的方式向你提出来，竖起食指，神态像是说：“诸位不是也可以说……或许……”他的每句话末尾几乎总是带“不是吗”三个字。可能正是通过这三个字，他最能左右某些人的思想。

    常常会有某种趣闻打断“漫谈”，就是说他苦心孤诣要使自己的谈话显得风雅脱俗，常常无懈可击地说出一句妙趣横生的话。这使得他的艺术随意地脱离了生活。

    有些晚上，围坐在小桌子旁的人不太多，马拉美夫人久久不愿离去，手里捧着刺绣，身旁坐着她女儿。但浓浓的烟很快就使她们逃跑了。我们围坐的小圆桌中央有一大罐烟草，每个人都到里面撮了卷纸烟。马拉美本人不停地抽烟，不过更喜欢用一个小陶瓷烟斗抽。将近十一点钟，热娜维耶芙·马拉美又进来了，送来掺热糖水的烈酒。这个简朴的家庭里没有用人，每次门铃响，总是大师自己去开门。

    对于向这两位带夫人献殷勤并成了我的伙伴的这些人，我要描述其中几个。那时我们似乎或多或少都自觉地服从于某种模糊的口号，而没有一个人听从自己的思想。运动显示出与现实主义对抗的态势，并且也激烈地反对巴纳斯派(5)。我坚信叔本华的主张（我不明白某些人居然更喜欢黑格尔而不喜欢他），认为一切非绝对的东西、生活整个多棱镜般的多样性都是“偶然性”（这正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词）。我的每个伙伴也差不多一样。错误不在于从“现实主义”所展示的错综复杂的混乱中，引出一般性的美和真实，而是按既定的决心背离现实。我因讲究美食而获救……现在再来谈谈我的伙伴们吧。

    在他们所有人之中，亨利·德·雷尼埃无疑最引人注目。他的外貌已经显示出这一点。他风度翩翩，真诚可爱，时时感到自己出类拔萃，但注意掩饰，不流露出来。他个子太高又瘦，显得笨手笨脚，但那副笨样子都挺讨人喜欢。头一眼看上去，他的长相给人强烈印象的，是高高的前额、长长的下巴和长长的脸，还有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他经常抬起手，捻那下垂的高卢式长胡子。一副单片眼镜使整个人物臻于完美。勒孔特·德·李勒曾经戴过诗社里风行的单片眼镜，这些先生之中好几位也戴。在埃尔迪亚和马拉美家，雷尼埃出于谦恭，差不多总是沉默不语。他机灵而又活泼，在谈话时（我指的是马拉美的谈话）只是谨慎地搭腔，使谈话变得更加活跃。但与人促膝交谈时，他的谈吐则变得优雅。我总是不出半个月就会收到他的一张便条：“如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明天晚上就过来吧。”我不能肯定如今去参加这样的晚会，我是否也会感到那样愉快，但那时我没有更多的企求。记得我们两个都话不多。那时我还不抽烟。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懒洋洋的，但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也许不如马拉美的声音悦耳，却更加响亮，不压低一些就显得刺耳，但用以表达他那些极异想天开、极令人困惑的想法，就显得带某种艺术性了。我说他的想法，而没有敢说他的思想，因为人们对思想很不信任。我不知道面对人和事有什么调侃的乐趣。时间过得飞快，午夜十二点钟敲响时，我还不想离去。

    读者想必可以理解吧，这些描写是我把散落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的，有的已超过十来个春秋。因此，那是不久以后……记得是一个晚上，我觉得雷尼埃显得忧心忡忡，他摘掉单片眼镜，目光显得茫然。

    “你怎么啦，朋友？”我终于问道。

    “咳！”他整个上半身晃了晃，用严肃而又滑稽的口气答道，“我就要度过三十岁大关啦。”

    他顿时在我眼里显得很老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弗朗西斯·维耶雷-格里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人们常常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混淆他们俩写的诗。读者长期认为，只有格律诗才看得出差别，所有自由诗都是一样的。每当音乐、绘画、诗歌方面一种新技巧被普遍接受时，情形也是这样。然而这两个人分歧极大。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我与彼埃尔·路易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阴差阳错的基础之上。格里芬是最为襟怀坦白、正派老实、干脆爽快的人，不过我绝不是想说雷尼埃相反是个居心叵测、诡计多端、城府很深的人。当然不是这样！学识渊博的素养陶冶着他最敏感、最淳朴、最高尚的感情，使之变得优雅、光彩、温和，终于使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显得愕然，对任何激情都是事先控制住了并下决心体验的。有些人力图达到这种境界（这种人我认识一些），认为这是最高境界。在我看来，这种境界他们往往达到得太容易了点儿，太快了点儿，总是使自己受到损害。换句话说，我觉得，这种理想境界只适合于那些枉费心机力图达到的人。格里芬肯定不是会怎么力图达到的人。他是用俏皮话幽默地表现自己，尽管他非常真挚地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美好的法兰西语言。他的言行之中，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愣头愣脑、桀骜不驯，粗暴地让人感觉到他的“新世界”。他像勃艮第人一样，声音略显沉浊（我发现他那位风度翩翩的同乡斯图亚尔·梅利尔也一样），使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如果他不过分地喜爱反论，他的表达方式就再真诚不过了。他有着非常好斗的性格，为人慷慨，嫉恶如仇，骨子里有点像清教徒。对他经常接触的文学界往往矫揉造作的极端放荡不羁，他难以将就。他经常与亚历山大体的诗干仗，与孟戴斯(6)干仗，与习俗干仗，与时代干仗。他每讲述完一件事，总要说下面这样一句话，同时开怀大笑（他甚至生气时也寻开心）：

    “可是纪德，我们究竟该说啥？”

    他一张脸圆圆的，挺开朗，前额仿佛一直延伸到后颈，不过他从一鬓将一大绺头发撩到另一鬓，盖住过早谢了的头顶。他虽然言谈举止放肆，但还是注重礼仪的。他脸色挺红润，眼睛是勿忘我草那种颜色（有些跟他很熟的人，对我说他的眼睛是灰黄色的，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仍是勿忘我草色）。他那被窄小的礼服紧裹的身躯显得很强壮，裤子总显得过窄，过分粗短的胳膊尽头一双手宽度超过长度。据说，一天晚餐后，他打赌双脚并拢从餐桌上跳过去，结果果然跳了过去而且什么也没摔碎。这是传说。实际上只要有人请他跳，他就会从客厅里所有桌子上跳过去。作为一位诗人，这已经足以令人吃惊了。

    他是第一个就《手册》那本书给我写信的人。这一点我不会忘怀，而且想对他表示感谢。我很想与他深谈，可是他的谈吐那样不合常情，使我非常拘谨，不敢苟同他的说话方式，便只好装傻，不一会儿便只由他一个人说了。他呢是这样一个人，只要说得来劲，根本不需要听对方说什么。我常常带着很明确的想法去找他谈，总是直到告辞出来都插不上三句话。

    思想的另一个小毛病有点妨碍我与他交往，这就是总处于警醒状态但并不总是很清醒的敏感。他时时担心人家不会想到他，弄得我也时时担心自己会显得没有想到他。他这种担心往往促使他最终干出某种大蠢事，弄得自己也挺尴尬，直到他最可贵的品质真诚占了上风，一阵开怀大笑，才把一切一扫而光。于是你看到面对你的，只有他明澈的目光。一个事例胜过所有议论（我说过在这里我超越了十多年的往事）。

    我接替了莱昂·布劳姆在《白色杂志》文学批评栏的职位，专门负责散文作品；和我共事的居斯塔夫·康负责诗歌。附带提一句，居斯塔夫·康在某些人之中以“自由诗的发明者”著称。那时这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激怒了不止一个人，其中就有格里芬。他声称，在必要的时候，自由诗完全可以不要康，它是独自产生的，或者它另外有一个父亲……格里芬出版了《维兰德带翅膀的传说》，像他出版的其他书一样，给我寄了一本。我不能对这本书进行评价不免感到遗憾，我在对他表示感谢的信中，并无恶意地写了这句不合时宜的亚历山大体诗：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

    格里芬大概火冒三丈。反正三天后我收到这封令我惊慌失措的回信：

    亲爱的纪德：

    四十八小时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来信。

    我决定给你复信，请你解释这句奇怪的话是何含义，是何意义：

    “在康的土地上我什么不能猎取！”恭后复音以为你效劳为荣的

    仆人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日

    我们俩都非常真诚，彼此都怀着强烈的好感，因此误会不可能不很快消除。

    格里芬的暴躁虽然也显示出他慷慨大度的性格，却使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性质和后果都相当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贬低雷尼埃一本题为《双重情妇》的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点愚蠢地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而后立即又真诚地后悔。格里芬认为，雷尼埃写这本书是走错了路。不久前出版的《白三叶》那本书，披露了他的天性的某个方面，那是更纯真、更淳朴、与格里芬很相近的一面。格里芬完全不是只懂得啃书本，他所带来的更好的东西我也讲不清楚，也许除了这个领域的钥匙，还有某种尚显得不自然的自发性，某种清新的空气，而这，应当承认，当时我们的文学正是迫切需要的。在他看来，宽恕《双重情妇》就是开倒车。他认为这本佳作空话连篇，充斥着编造的道德败坏。他竭力让我相信，我如果能让雷尼埃幡然悔悟（这似乎是可能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他的错误，无论对法国文学还是对雷尼埃本人，都会大有助益。请读者听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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