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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里,高兴总是占着上风,正因为如此,我到达时总比别离时更真诚。在别离时让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得体的。离开凯勒寄宿学校我很高兴,但我不让这种心情过分地表现出来,担心会使雅各布先生感到难过。我非常喜欢他。我这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的名字凯勒先生,或者更可能是他出于对他的老父亲————这所寄宿学校的创立者和校长的尊敬,自己要人家这样称呼他的。雅各布先生像《殷切期望》中的韦米克一样,对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母亲也还活着————主要是对自己年迈的父亲,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始终不渝的崇敬。他自己尽管已经很成熟,还是使自己的思想、意图和生活,附属于这位长辈。这位长辈学生们几乎不认识,因为他只在隆重场合才露面,但整个学校都感受到他的权威。老爷子待在二层房门紧闭的卧室里,每当大家看见他从那里下来时(就像摩西带着摩西十诫从山上下来一样),他的神情总像充满了使命感。那间卧室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只有罕见的几次被允许进去(因此我能证明这位长辈确实存在),而且是陪母亲进去的,单独一人我绝对不敢。我们被引进一个胡格诺教派式的小房间。老爷子成天待在这里,坐在一张带棱纹平布椅套的大扶手椅里,靠近一扇窗户,从窗户里观察在院子里走过的学生。他首先表示歉意,不能站起来接待我们。他的右臂斜放在一张桃花心木办公桌的台面上,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注意到,在他左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上,搁着一本厚厚的《圣经》,还有一个蓝色的碗,给他当痰盂用,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卡他性炎。他尽管个子很高,但岁月并没怎么使他弯腰驼背。他目光坦诚,嗓音严厉;他的吩咐总由雅各布先生传达全校,在大家的理解和感觉中,这些吩咐雅各布先生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年迈的凯勒太太自行决定先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我祖母,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干瘪的老太太。她比我祖母还要瘦小,不过皱纹也稍许少一点。

    雅各布先生本人已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三个孩子大致与我年龄相仿,融入了寄宿学校大多数学生之中。我与他们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雅各布先生在学生面前,尽量摆出一副吓人的面孔,把仁慈的天性隐藏起来,但不管用,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更确切地讲应该说宽厚————在我心目中,这个词说起来包含着某种孩子气的意味。他生性诙谐,但不很机智,所以常常用同声异义的文字游戏代替俏皮话,而且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文字游戏,仿佛是要表明,重要的仅仅在于显示他脾气好,而且因为种种操心的事妨碍他想出更有趣的文字游戏。例如,当我有点匆忙地翻译我那本维吉尔的诗集,一陷入误译时,就必然会听见他说:“别急别忙,才会身宽体胖。”如果偶然他出了差错,他就会叫起来:“对不住,先生,是我搞错了。”啊!多么好的人!瑞士是这种人的祖国,托普费(1)是他们的创造者。

    礼拜日早晨,他在圣母街的礼拜仪式上弹奏风琴,奥拉尔先生和普莱桑塞先生则轮流在仪式上布道。普莱桑塞先生是一位年迈的牧师兼参议员,几乎和巴夫莱泰尔牧师一样容貌丑陋。他是《时报》编辑之父,一位相当雄辩的讲道者,但是爱唠叨,又患有慢性鼻炎,使他的讲道有时达不到最感人的效果。在感恩歌开始之前,雅各布先生即兴创作演奏一些平平常常的前奏。我吗,完全缺乏音乐方面的想象力,只能欣赏他想象力的丰富。

    因此,我在离开凯勒寄宿学校回到阿尔萨斯学校之前,总想找到某种巧妙的方式,向雅各布先生表示,他亲切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多么激动人心的回忆。寄宿学校就位于去阿尔萨斯学校的路上,显然我可以继续去看他,不时去拜访他,可是见到面我找不到任何话对他说,再说仅仅见见面也不能令我满足。这种荒唐的敏感,或者更确切地讲,这种证明我敏感的需要,使我凡事都追求完美,弄得自己时而被毫无必要的顾虑所折磨,时而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殷勤。正是这种敏感使我产生念头,每星期去凯勒父子家寄宿一次。这里面也包含着尝一尝寄宿生规章制度滋味的欲望,所谓尝只不过是用嘴唇沾一沾。经商定,我每逢星期三在寄宿学校吃中饭。这一天是吃小牛肉。我以为会安排我与其他学生坐在一起,但雅各布先生一定要把我当成贵客对待。他为我安排的位置真让我尴尬至极。约十五名学生坐在宽大的餐桌一头用餐,凯勒先生和太太坐在另一头主持,我呢坐在雅各布先生旁边,与其他学生之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仿佛与雅各布先生一块儿在主持。最不恰当的是,凯勒先生两个儿子也坐得离他们的父母挺远,而与班上其他同学混在一起。为让我自己适应规章制度的努力,反而使我显得与众不同,就像每次我试图加入集体时的情形一样。

    我从此之后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来自这种情况:爱玛妞到处陪伴着我。我不论发现了什么,都想立即告诉她;我的快乐没有她分享,就不完美。在我阅读的书里,凡是我觉得值得我们欣赏、惊叹、喜爱的句子,我都在旁边写上她的名字的开首字母。没有她,生活对我变得毫无意义。我渴望她到处陪伴我,就像在拉洛克,夏日的清晨,我拉着她到树林里去漫步一样:全家还在睡梦中我们就出了门。野草沾着露水沉甸甸的,空气清新,玫瑰色的曙光早已退去,斜照的朝阳向我们欢笑,那样鲜艳迷人。我们手拉着手朝前走,或者当路太窄时,我就走在她前面几步。我们步履轻快、无声无息地走着,以免惊动任何神和野物,像松鼠、野兔和麋鹿等。它们或嬉戏着,或抖动着身体,在这没有危险的清晨,完全没有戒心,而是在人类还没醒来,日光还没完全清朗之前,使它们的乐园重新活跃起来。纯洁耀眼的光芒啊,愿你的回忆在死亡的时刻战胜黑暗!我这在中午时分灼热的灵魂,多少次在晨露中清新如洗……

    我们分手之后就相互写信。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不间断的书信往来……最近我想重读我那些信,但那笔调已令我不堪忍受,它使我显得丑恶。现在我竭力让自己相信,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天生单纯淳朴。我嘛,需要从许多曲线之中,理出自己的路线。况且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前进之中要经过错综复杂的道路。我感到笔被钩住了,但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钩住的。我不灵巧,理不清,只好剪断。

    就在这时,我开始发现了希腊人,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勒孔特·德·李勒(2)的译著终于出版了,人们纷纷谈论,(我想)吕茜尔舅妈送了我一套。这些著作有着锐利的锋芒,奇异的光辉,充满异国情调和令我着迷的回声。甚至连译作的艰涩和表面的小小难点,人们也表示感谢。这些难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更加认真,抱着更大的好感,而使没有诚心的人望洋兴叹。通过这些著作,我冥想奥林匹斯山、人类的痛苦和诸神微笑而严肃的面容。我了解神话,拥抱美,将美紧紧贴在我炽热的心头。

    我的女友则阅读《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悲剧。她的赞赏极大地激起我的赞赏,并与我的赞赏相互吻合。我想在福音的复活节上,我们是否甚至更加水乳交融。真奇怪!这种不信教者激越的热情,恰恰在我准备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燃烧起来。现在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我们在一起竟极少感到拘束。如果我是一个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这还勉强可以解释。可是我不是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待会儿我会谈到我的热情,以及我使它达到何等狂热的程度。说真的,我们心灵的殿堂,恰如东方的清真寺,时时都敞开着,任凭阳光、音乐和芬芳美妙地涌进来。对我们来讲,排斥是对宗教的亵渎。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美好的,我们就会敞开心扉欢迎。

    对我进行培养的库夫牧师,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人。可是天哪!他的课多么枯燥乏味!我们随他上课的,总共十来个人,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上课的地点是库夫先生家的餐厅。他家住在圣米歇尔大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大家在椭圆形餐桌四周坐好,先是背诵库夫先生上回指定的《圣经》中的经文,然后开始讲课,在讲课前和讲课后都要进行祈祷。头一年用于讲解《圣经》。整个这一年我都抱着希望,下一年的课会活跃一些。可是,无论是研究教义还是阐述教理,库夫先生总是那样严肃,毫无表情,而这,我想正是他的正统观念的组成部分。整堂课自始至终只听见他单调的声音在讲解着,我们呢,则记笔记,记笔记,为的是应付要求在下堂课做的概述。枯燥乏味的课程,课后还要做更加枯燥乏味的作业。库夫先生正统得连语调都是正统的,像他的灵魂一样平板、有力;他那不动声色的冷静,比什么都更令我焦躁不安。我毕竟还是一颗非常稚嫩的心灵,但在这里总要表现自己……多么沮丧!我正逐步接近神圣奥义,正像人们接近依洛西斯秘密仪式(3)。我每次提问时颤抖得多么厉害!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告诉我有多少位先知,以及圣保罗历次旅行的路线。我打心灵深处感到失望。由于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禁不住寻思,人们让学习的这门宗教————我想讲的是新教————是否就是对我的祈求做出回应的那个宗教?我本想对天主教也略有了解,因为说到底,对于围绕这个宗教的一切艺术,我还是敏感的。在阅读波舒哀、费奈隆或帕斯卡尔时那种激动不已的心情,在库夫先生的教育中,我根本感受不到。

    我天真地向库夫先生本人敞开心扉,在私下谈话时竟至对他说,我这颗正在寻觅上帝的心灵正在向哪个神坛靠拢,我不能肯定……这个善良的人于是交给我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天主教的教义得到恰如其分的阐述。这当然不是一本赞扬的书,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本小册子,比任何东西都让我扫兴。它像法院的一篇笔录一样干巴巴,像库夫先生的一篇叙述一样毫无生气。因此,毫无疑问,我就想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只好让自己处于焦渴状态,或者直接去汲取。我正是狂热地直接汲取。就是说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但很有条理阅读《圣经》。从头开始读,然后接着读下去,只是同时从几个方面开始读。每天晚上在母亲卧室里,我坐在她身边,朗读一两章历史、一或数章诗歌、一或数章先知言论。这样,我很快就对《圣经》有了整体的了解。然后我一部分一部分重读,更加从容不迫,但如饥似渴的热情丝毫不减。我怀着虔诚的崇敬钻研老联盟版本,但从中获得的激情可能不单单是宗教方面的,也不像《伊利亚特》和《悲剧三部曲》(4)赋予我的激情那样,纯粹是文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思想上艺术和宗教是虔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如此和谐地融合一起,令我非常着迷。

    可是,福音书……啊!我终于找到了爱的缘由、相思和无尽的消耗。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使我明白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加强。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与我对爱玛妞的情感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它仅仅加深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使之在我心里占有了真正的位置。我只有晚上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到了早晨又由衷地拿起《福音书》来读,整个白天还是读《福音书》。我口袋总是揣着一本《新约》,从来不离身,随时掏出来,不仅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就是当着那些恰恰我担心会嘲笑我,会把我当成笑柄的人,我也会随时掏出来,例如在电车里,就像一位教士。在凯勒寄宿学校或后来在阿尔萨斯学校课间休息时,也常常掏出来,在同学们的奚落下,窘得满脸通红地向上帝祈祷。初领圣体的仪式与我的习惯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别;圣体圣事也没感受新的喜悦,甚至没有明显增加我已暗自品尝到的狂喜。相反,那一天人们喜欢搞的盛大宗教仪式和宗教裁判,多半令我感到局促不安。在我眼里这些盛大仪式和宗教裁判几乎是糟蹋了这一天。正如这一天之前没有任何萎靡不振,这一天之后也没有丝毫的意气消沉。相反,领了圣体之后,我的热情更加高涨,在翌年达到了顶点。

    整整三个月,我保持着一种高尚纯洁的状态,我想也就是圣洁意味着的那种状态。时值夏天。我几乎不再去上课,因为我得到特别关照,只去上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课,即很少几门课。我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因为正是从严格遵守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觉得没有自暴自弃而有点自豪。我黎明即起,钻进头天晚上放得满满一浴缸的冰凉的水中,然后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念诵几段经文,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重新念诵我头天晚上标出供第二天默祷的经文。接着就祈祷。我的祈祷仿佛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一种可觉察的心灵运动。这种运动我每个钟头都要重做。这就势必经常中断学习,而所学的东西如果不重新作为供奉的祭品,我是不会改变的。为了体验苦行,我睡在地板上;半夜里爬起来跪在地板上,但这不再完全是体验苦行,而是急于达到极乐的境界。于是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我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啊!我希望降低写这段美好回忆的热情。这类叙述的骗局就是这样:最无关紧要、最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断篡夺位置,而一切可以讲述的东西,唉!在这里怎样地讲述?充满我心里的事情三句话就讲完了,我提示、拉长也无济于事。啊,充塞阳光的心灵!啊,对这阳光即将在我肉体的另一边投下阴影毫不在意的心灵!大概是效法神圣吧,我对表姐的爱情太容易适应人各一方了。一种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正在形成,在我们还没意识到之前就会显露出来。可是,我身上正在显现的东西的意义,我已经弄明白了吗?

    然而课间休息时,彼埃尔·路易无意中发现我捧读的并不是《福音书》,而是亨利·海涅的《歌集》。现在我读的是原著。我们刚上完法语作文课。彼埃尔·路易一直在上所有课程,我是在修辞课上再碰到他的。他不只是一个优秀学生,而是有某种才华。凡是他做得比较好的事情,都做得非常潇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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