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儒学趋势

而力斥之。凡我说之所以卓立而见尊，则职此之由也。秦 汉一统，世运既转，而儒术亦已尊。一世之人，方务为高瞻远瞩，兼包并举，其气无前，其抱无外；则和会融通之意兴焉。盖前者忧深而虑远，后则气盛而心开。夫非时与势之为之欤！濂、洛初兴，亦值宋之一统，承百年太平无事之后，礼乐文运方起；和会融通，适以成我之大，而无患其损我之尊。南渡以还，建安集其大成，而金溪即别树壁垒，此固偏安之气局也。姚江起于明代，亦包罗兼容为多。及于晚明，宗邦覆矣，民生瘁矣，衣冠文物扫地尽矣。使于此时，不皭然有所自表异，不确然有所自持守，将沦胥丧亡之无日，又何有乎和会以自大！则晚明诸老之所为穷剖而极辨者，亦岂得已而不已哉！

    故北宋如前汉，晚明似先秦。凡儒术之所以确立而大行者，乃此两翼之互为而共成之，而不可或缺焉。而其间之异同离合，则犹有可得而略论者。孟 荀之时，虽亦高论王霸，推极于国家天下；要之其立说所偏重，则个人之心性学养为主，而大群之政教功利为辅。迄于先汉，其风斯变。时则政出一统，世运方新，学者之所想望，于大群之政教功利者尤急，而小己之心性学养转疏焉。此畸轻畸重之异也。北宋诸儒，其和会融通似前汉，而其偏重于个人之心性学养则转似先秦。晚明之剖析驳辨似先秦，而其偏重在大群之政教功利则又似前汉。此其间亦有说。盖前汉当盛运初启，学者莫不踊跃蕲向于大同太平之治，各思述其道以易一世而跻于所理想；故其言政教功利，率多游神泰古，驰骋恣肆，而征实非所务。至于晚明，国覆种奴，一群方陷于鱼烂瓦解之境而不可猝救；故其神敛，其心恻，若痛定之思痛；其于一群之政教功利，多惩前而毖后。作历史之反省，而不敢轻发舒。活泼磅礴不如前汉，而敦笃就实则胜之。

    满清盗憎主人，乾、嘉诸儒蠹故纸逃死而称经学，斯无足道。道、咸以往，海疆多虞，满族之钳制防遏也转弛；学者骤脱羁轭，而所以震荡其心魄者，则有似于晚明。故其言率偏于一群之政教功利，而个人之心性学养有不遑。适其时欧风东渐，凡彼之所以为政教功利者，又与我相悬绝。富强慑其神智，既不得为韩愈之排击，乃又相趋于李翱之和会。故一时学风，转有类于前汉。斯则以衰世之人心，而强慕盛世之学业，晚清 道、咸以下之大体则然也。

    辛亥鼎革，政体丕变。一时人心，若久缚而乍解，若长蛰之思苏。而又东西接触既频，士大夫揖让周旋于多邦群族之间者既久，若将披心胸，豁肝胆，以怀纳诸新而融之为一大；秦 汉和会之风进而益奋。《公羊》之变法，《礼运》之大同，可以参是中消息矣。然而国步之艰难依旧，群体之隳颓日甚。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既不可以骤冀，而晚明诸老之所惊心而动魄者，亦复如梦魇著人，不得遽醒。则迟徊瞻顾，凡其创巨而痛深者，皆孤孽操危虑深之资也。于是和会之不足，而驳辨之风随起。是则前汉、晚明，儒学两翼，所凭以左右夹辅扶摇直上者，当今之世，乃有齐头并进之观。斯非希觏之一奇欤！故挽近学者称引儒书，乐为援据而加以阐发者，非《易传》《戴记》，则往往在晚明。此辛亥前后五六十年中风气，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抑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苟非孟 荀之强立，亦无以来秦 汉之广负。而今日者，在我则至愚至弱，至乱至困，既昧昧然不信我之犹有可以自立之地，而失心强颜以游神于群强众富之列，曰：“我将为和会而融通焉，我将为兼举而并包焉。”甘受和，白受采，先既无以为之受，更何期乎黼黻文章之观，酸咸五味之调乎？故凡苟有异于我者，必辨之晰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也。凡苟有同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斯所以大我使有行也。而今日之我，求其能尊而有立也尤亟。大心深识之君子，其将有体于斯文。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思想与时代》三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