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

境界中无穷尽而最高之一境；此一境已是不能与人共知，故孔子自叹，谓知我者惟天也。孔子思想，本从人文境界而上达于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处。孔子之所谓“天”，即是此宇宙大自然之最高原理所在与其所从出。故曰：只有天或许能知我。若此宇宙大自然中之最高原理，果有一上帝为之主宰，或由上帝而建立，则亦可谓惟上帝为能知孔子。故孔子思想虽不成为一宗教，孔子虽非一宗教主，但孔子本人，则有一番极伟大、极崇高之宗教精神，至少当与举世人类其他各大宗教之各大教主相彷佛。

    但孔子则只是一教育家。惟孔子之所教，实可以遍及于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之任何人。凡属信受孔子之教者，皆可使其黾黾勉勉，不懈不息，而在其各自之实际人生中，各有一番最高、无穷尽而不易到达之境界。此亦是孔子与全人类中其他教育家若相似而实不相似处。

    故在孔子思想中，其所指导，乃具有两境界。一则尽人可知可行，即在其日常人生中，可以当下即是。每一起点，同时即可是一终点。人人可到达，亦即可以当下各得一圆满之成就。此即如上之所举，由每一人之孝弟、忠信之由内以及外，本之心而见之事者。此虽若小道末节，然使人人可以下学而自得其性，人人可以上达而自通于天道。人生至是，亦几可以无憾。但此一境界，同时乃是一无穷尽、无终极之境界。乃使人人在此境界中，永当上进，永无休止，日新不已；而人生则只在此一不懈不息之过程中向前。

    四

    自孔子没后，中国社会上自由思想风起云涌。由孔子思想展演而成者为儒家。其他举其最主要而拥有甚大影响力者有墨、道两家。墨家注重于群体人生，其理论根据，则上推而本之天。墨家思想与其行动，极为接近于一种宗教团体。墨家思想之缺点，则在每一人之心理上，只提倡一种宗教情感而忽略了其他自然情感的多方面。并在个人生活中所应有之多种自由方面，亦未被重视。举天来压低了人，举团体来压低了个人，使人人崇拜其伟大，而终于为不可行。其次为道家，展演出一种自然哲学与个人主义。其自然哲学之展演，成为一种极透彻的无神论。其个人主义之展演，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自由，而趋向于无政府。道家思想与墨家适处于相反之两极端。道家之所谓天，乃成为一种纯自然。而道家之所谓人，则成为一纯个人。孔子思想在墨、道两家间，则适成一“中道”。若谓墨家属于宗教性，则道家属于哲学性。此两家思想，皆在人文圈子外先建立了一套理论，而回头来指导人生，拘束人生。其在实际人生中，有选择，有排拒。而孔子思想则即人生论人生，乃可于墨、道两家有调和，有折衷，使墨、道两家思想可以相互间有其相通而不至于相反。因此在以后之中国思想中，终于接受了孔子思想，而道家退处于次要，墨家则成为不重要。

    于墨、道两家外，尚有法家，则过分重视了政治与法律，而忽略了天与自然之一面；又其在人文圈子内，只由政治上层来统制了社会下层。又有农家，则过分重视了社会下层之经济与生产，以普遍劳动来实现经济平等；重视了社会，而忽略了政治，又忽略了人文界其他种种之活动与意义。此两家亦适处在相反之两极端。而且法家从道家转出，乃放弃了道家最重视的个性自由。农家从墨家转出，乃亦放弃了墨家最重视的尊天精神。所以法、农两家，虽从墨、道两家转出，而都丧失了其所从来的高一层向往。而孔子思想，则既保有墨家的尊天精神，又保有道家的个性自由精神，而皆不走上其两端之过分而相反处。墨、道两家，已从孔子思想各走上了一极端。而农、法两家，又从其极端处落于低浅。由于农、法两家之偏滞与固执，而更益显出孔子思想乃为人文思想中之一“中道”。

    除上述四家外，又有名家，专在名字与观念上推演其思辨工夫，形成为一种纯哲学的，而乃至陷入于诡辩。又有阴阳家，专务于观察自然，而把道家之纯自然哲学变成为一种多神或泛神论。此两家，名家近于墨，阴阳家近于道，而较墨、道两家思想则远见为褊狭与浅俗。又且名家由墨家之宗教性转向了哲学性。阴阳家由道家之哲学性又转向了宗教性。不归于此，则归于彼。总是走向违离人文之极端。只有孔子思想，不离人文，一务平实，只是一种常识的。既不要先建立一个玄远的信仰，也不要演绎成一番幽深的思辨。非哲学，非宗教。只在日常人生之亲切处见玄远。只在日常人生之平实中见高深。只成为一种普遍通俗性的常识，而在此常识中，蕴藏著无限真理，可以与人共见；又使人人若为不可及，而有待于学问上无穷之追寻。把孔子思想与名家、阴阳家相比，更易见得孔子思想只是在人文本位上一条平易的中道。而其宏大高深，则又远出于名家、阴阳家之上。

    除却墨、道、法、农、名、阴阳六家以外，其他尚有各家思想，更属自《郐》以下，不烦指数。秦 汉以下，中国大一统，中国人终于选定了孔子思想奉为一尊，而孔子思想终成为中国思想之大宗与主流，把此来消化融会了其他各家思想之长处，又把此来修饰裁改了其他各家思想之短处。而“孔子思想”乃与“中国思想”成为异名同实之一体。

    魏 晋以降，佛教东来。中国僧人，先以庄 老道家思想与之相迎合，继以孔子儒家思想与之相扶会。迄于隋 唐，中国佛教宏昌。天台、禅、华严，皆由中国僧人自立宗派，自创教义。而尤以禅之一宗，在中晚唐、五代以及宋初，几于掌握了中国思想界之最高领导权。循禅宗之主张，即尘俗可以证涅槃，即日常可以成正果，即身而即佛，即现前而即究竟。不烦玄远之信仰，不经曲折之思辨，即就日常人生中，作一言片辞之指点，不立文字，单就一心，即可使人自证自悟。化宗教信仰为现实常识，使人人当下有一入门，并使人人当下得一归宿。禅宗实可称为是孔子思想之一种借尸还魂。所不同者，孔子思想究竟重在入世；而禅宗设教，终是未能把佛家传统之出世精神尽情洗涤。于是乃有宋代理学之代兴。

    宋代理学，可谓是孔子思想之复活。理学家指导人生，亦从日常现实中获得最高真理。从各自内心启键开钥，进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广大的人生实务，而一以贯之。每一人，在其一切时，一切境，种种条件下，各可获得人生最高真理。而相互配合，以完成一人之最高理想与最高境界。不待人生大群之俱得跻此境界，而无害于每一人之先自各达此境界。而每一人之先自各达此境界，乃即为大群全体之跻此境界开辟了一条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大道。可以融化各种宗教、各种哲学于实际人生中，而实际人生中一切干济事为，皆可在此一大道上配合无间，无冲突，无扞格。不弃一法，而万法归宗。只有一套教育方法，可使人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群己一体，天人一体，以共赴此人生之大理想。

    五

    今天的世界，则正已走了一条群言庞杂、思想纷歧的道路。各地旧文化各就衰颓，而各地的新文化则尚待萌茁。举世遑遑，莫知所向。举要言之，有宗教与科学之冲突。宗教注重心灵启迪，科学注重物质驾驭，而不免内面的心灵世界与外面的物质世界相冲突。就内部心灵世界言，纵使人人皈依一宗教，人人信仰一上帝，人人追寻一套哲学，但在其相互间，则又不胜相异，不胜冲突。就外部物质世界言，科学真理，其相互间，虽若可以相通合一；但此科学上相通合一之真理，只可凭以对付物质界，不能用来对付心灵界。在物质方面，今日的世界固已突飞猛进；而在心灵方面，则益形纷歧，益形晦乱。其间则有国与国之冲突，民族与民族间之冲突，又有每一行业间之冲突。物质愈进步，冲突愈尖锐，亦愈紧张。冲突愈复杂，愈扩大，而愈难有解决。

    在此种种冲突中，所谓人生真理，乃益形晦乱，益形分歧。而实际人生，乃益见有种种不可调和之对立，不复再有相互融通之协调。其最大者，有“唯心”“唯物”之各趋极端，有“大群”“小己”之互不相容。主张集体人生者，每把大群集体来吞灭了小己自由。主张个人人生者，又把小己自由来淹没了大群集体。而物质人生与心灵人生，尤难调和合一。各项宗教信仰，则已逐渐衰退，不能再用来诱导实际人生，而获得一亲切平易简单之解决法，而徒启相争。而各项哲学思辨，则又各有立场，各有演绎，各有组织，各有结论。虽若各自有其曲折深微之处，而要之分歧割裂，乃使哲学思想几若成为人类智慧一种争奇斗胜之游戏与玩艺。而此项游戏，乃亦有不可复继之势。要之在下面，既脱离了大多数人之自然心灵，而各自进展；而在上面，亦无法接触到人生与宇宙自然相融合的最高真理之共通面，以相与而有成。

    若说要退后一步，主张保守，则人类思想已往业绩，如各项宗教与各项哲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支离破碎，无可凭之以求应付世界人类当前之局面。若说要向前一步，主张进取，则今天人类在继续前进上所犹可期望者，只剩有科学一项。单就物质方面谋进步，而使人生其他各方面，全得追随在物质进步之后而亦步亦趋，喘息以赴。此项进步，最多亦只是物质的，而非全部人生的。而全部人生则转将因于物质进步，而反见其紊乱与后退。

    今天的世界人类文化，不仅如上举，有宗教、科学冲突，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冲突，有心物冲突，有群己冲突；而且复有贫富冲突，即资本与劳工间之冲突；有新旧冲突，每一社会上中老年人与青少年人起冲突；而甚且有男女冲突，夫妇冲突；如是等等，纷见迭出。人与人间，一若惟有冲突之存在。人类之所由犹得以相互团聚，犹得人与人间相互结合以成为一体而不致于急激破碎、分离以去者，则惟赖各种经济机构。其背后则纯属物质的，而非心灵的。又一则为政权组织，拥有强力加以控制。则只见为强迫的，而非自由的。要之都只是在外面加以一种黏合，而非由人类本身内心深处之自有其黏合与融和之所在。

    今天的世界，由于物质进步，而使全世界人类日趋于接近。而正为此物质进步，人类日相接近，而使全世界人类在其心灵上，乃失却其黏合融和以共成为一体之主要成分，而更走向各自离散与敌对之一途。于是人心苦闷，恳切要求能有一转变。而此转变之曙光，则不幸而日益黯淡，日益渺茫。不仅无可接近，甚至无可瞻望。

    今天的世界大问题，正本清源，首应著重于“教育”问题上。而今天人类所能寄望之教育，将是一套崭新的教育。此项新教育，则不能单一寄托在古老之宗教信仰上，亦不能单一寄托在古老之哲学思想上，更不能单一寄托在专限于物质方面之各项科学的知识与技能上，更不能寄望在狭义的国家与民族之各别相争上。此项新教育，则必当以全体人类为其共同对象，不问国别、种族别、职业别，乃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种种人生境遇中之种种差别相，而有其一套共通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更不能有种种条件限制，如所谓小学、大学，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等，应使人人有接受此新教育之可能。只要其是一人，即应包括在此新教育之对象中。纵是种种人间相千差万别，此一教育理想与教育方法则纯一无别。不论种种零碎事项，都能在片言只语之指点下，可以使其各自反于心，各自达于外，而共同趋赴于同一目标，而不见有冲突，不见有差歧。

    求之人类以往之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能符合此一理想者，则惟有孔子思想。

    六

    孔子思想并不是宗教，但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极深厚的宗教精神，与尊天敬神的观念。孔子思想虽不曾由此推演出一套宗教信仰，但在宇宙大自然中之具有一项最高真理，与夫此项真理之是否出于一上帝？或由一上帝为之主宰？苟有人在此方面探索，只要其探索所得，无碍于实际人生之向前，在孔子思想中，亦不曾对此加以深闭固拒之态度。不惟佛教为然，其他如回教、耶教等诸大宗教，均能在中国社会上和平相处，不发生严重冲突。此即为孔子思想对于诸大宗教富有包容性之一个具体明证。

    孔子思想并不曾完成为一套自然科学，但亦并不反科学，抑亦容许各项科学有其各自之发展。如《大学》言“格物穷理”，《中庸》言“尽物性”，《易传》言“开物成务”，又言“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及《书》之言“正德、利用、厚生”，都只在自然科学所能完成之种种事物上标示出一个人文目标，使自然物质与人文理想相得而益彰。抑且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自然科学方面之专家，如算数、天文、历法、水利、建筑、农业、音乐、医药种种专门人才，皆曾有其伟大成就；然几乎绝大多数全是崇奉孔子思想之儒家。以前如此，以后当亦可然。孔子思想之发扬光大，将决不会是反科学的，此亦无待深论。

    孔子思想，乃以人类全体为其教育目标，无国别、无种族别，无男女老幼、贵贱贫富、智愚敏钝，种种人生间之自然别与人为别。故曰“有教无类”。又不论时间别，孔子思想极尊传统，但亦极重开新，随时随地，随于人类社会之种种事象差别中，皆直指人心以为教；直指人心之全体，兼顾于感情、理智、意志，人心多方面之种种功能与活动以为教；又必本于人心之所同然者以为教。如教父以慈，教子以孝，教为人下者忠其上，教在人上者敬其下。一以贯之，则是一种忠恕之道。无彼无我，易地则皆然。在人类的性情上开出理智，在人类之理智中完成性情。在人类之大群体中涵容一切个人，在一切个人之相互结合中团聚成为各种之群体。由家达于国，以达于全民族、全天下，而完成一世界人类之大群，使之相安相乐，无往而不各得其所。个人可以极自由，而不害有共守之规律。规律可以极细密，而不害于各人之可以各得其大量之自由。孔子思想，与夫孔子之教育目标，则只站在人文本位上。由大群人以至各个人，由各个人以至大群人，莫不本于一心，以相通合一。而如何来教导培育此人心，则从人人之易知易能者开始，而向于天道与人性之难穷难尽处趋赴。而即在于各人之易知易能处，可以使各人获得其当下各自圆满之归宿。

    孔子思想，几可说全部尽在《论语》一书中。《论语》共分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论其总字数，不出一万二三千字。然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其散见者不论，其成为专书者，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论语》之精义。元、明、清三代以来历七百年，朱注《论语》，乃为中国识字读书人一部人人必读书。然此七百年来，遇朱《注》有小错失，加以纠正，亦复不少。本文作者，在七年前曾为《论语新解》一书，尽量保存朱《注》所得之精义。其小节错失经后人纠正者，亦尽量收入。将《论语》全书，逐篇、逐章、逐句、逐字一一加以注释发挥。然亦不超出三十万字。自谓以现代人观念、现代人文字阐释《论语》，此书用力，较勤较备。若使现世界各民族，各文化传统，各以其所用文字，根据作者此书传译，庶于《论语》本义错失可少。孔子道大，自可就各文化传统中，各本其自己所有宗教、哲学种种异见，而各自斟酌采择，以求会合融通。庶乎使错综复杂、冲突多歧之现代文化，渐次获得一共同之趋向，与夫一共同之道路，而相与以有成。要之，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此则本文作者之所馨香祷祝以期也。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为孔孟学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