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前途

其短处。由此短处，可以发生出种种大病害。故在科学所发明的种种自然真理之上，更须有一番人文真理之指导。此一番人文真理，则必须以人生中之“性情”部分为主脑。此则正是孔子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最大贡献之所在。

    四

    孔子教养以“仁”为中心。所谓“仁”，即是指导各个人在人群中如何做人之大道。而仁则在人心中，与生俱来。故仁即是人之性，而主要乃表现在人情上。一应理智之发展，应有其指导原则，即不能离仁、违仁而走向不仁的路上去。仁中有爱，但爱不即是仁。“仁”与“爱”之分辨，亦为中国儒家所重视。因单讲爱，则易流入于“欲”。欲的分数多了，反易伤其爱。如男女之欲过了分，则必伤害到男女间之情。男女间之“情”亦是仁，是性；而男女间之“欲”则可以不是仁，非性。孟子说：“仁者爱人。”乃是先有了“仁”，乃发出此“爱”。但亦有不仁之爱。此种爱则是欲非仁。人心有许多爱易流于不仁。故可说人性中有爱，但“爱”不即是性。“仁”始是性。犹如说人性中有欲，而“欲”不即是性。“情”始是性。儒家主张“尽性”。惟“仁”可以尽性，惟“情”之得其正者可以尽性。仅言欲与爱，皆不足以尽性。不仅不足以尽性，并易有离性、违性者之夹杂而转以害其性。故儒家言“性”，不即是言自然，乃有一番更远大、更精探的人文真理在内。同样理由，孔子言“天”，此下儒家亦言天，但可言“天即理”，不可说天即是一自然。欲是一自然，但不即是天、是理。

    所以孔子言“知天命”，其中即寓有一番人文真理，寓有一番宗教精神。若一意探求自然真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求之，而昧失了其全体大通合一之所在；分别而观，在每一物每一事上，若各可有利于人生；但积累既久，综合观之，此等四分五裂之小利，终必成为人生之大害。换言之，研穷物理，必旁通之于人情，不能以满足欲望为归极。故孔子教义中之人生理想，上通天而下及物，从“知天命”而达于“尽物性”。其主要枢纽则在“人”，在人之“性”，在人之“情”，而主要关键，则在每一人之“心”。故孔子教义，乃是一种“人文教”，主要乃是一种“心教”，乃本于每一人之心之全体而为教。

    人自婴孩初生，及其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未全，就其智识技能方面言，尚不足独立谋生，乃必依存于其家庭中父母亲长之抚养与照顾；但就其心情言，其对于父母亲长之一番亲切感，与其一番相引而起之敬爱之情，此即其将来独立成人入世为人之一种基本心情。故孔子教义，乃以教“孝”、教“弟”为教“仁”之准备。婴孩青少年时期，不能入世尽仁道，但却可在家庭中尽孝道、弟道。孝弟之与仁，即是同此一心，亦即同此一道。若使人之一生，待其入世为人，独立为人，而仍能保其处家庭中为子女时之心情，不失其对外围人群所应有之亲切感与敬爱心；一人如此，此人即可为圣人。一世如此，此世即不啻如一天堂。在儒家说来，此是一“天道流行”之世界，乃是一“大同太平”之世界。故孔子教义，乃就于人生之全过程而设教，亦就于人生之全范围而设教，自修身、齐家直至于治国、平天下；而每一人之家庭，即不啻如每一人之教堂。

    孔子教义，在于智识才能方面，并不忽视。在孔子当时，七十弟子中，有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军事家；有以学问家身分而从事设教，或以自由人身分而从事经商；各就其性之所近之可能方面而发展。但主要在不失人生共同之大方向，以共同努力于此人生之大道。

    此下中国历史上之各项人物，如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商业乃至各项专门知识技能方面，几乎绝大多数都从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产出。所以全部中国史，可说全由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支配，所形成。中国民族不断展衍，中国社会不断推扩，中国历史不断绵延，直迄于今。其间孔子道昌，则为兴盛世。孔子道晦，则为衰乱世。要了解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之全部意义与价值，则必从中国历史来探求，证明，衡量，判断。

    五

    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对于此下世界人类前途亦当有其贡献。全世界人类各大宗教，在其原始意义上，都不免轻视了人类之现世界，而重视了另一世界之存在。其对于上帝之人格化，以及上帝创世、诞生人类方面，都不免有过于具体与确切之想像与描述。现代人对于自然方面各项智识逐步开展，尤其如天文学、生物学，遂使宗教观念逐渐淡薄；而人类对于历久相传一番最高最终极之信仰，亦将失其存在。此将使人类陷入一近视之黑暗中，只在目前种种小利害上相冲突。只有孔子教义，能使人保存一种对于宇宙大自然之最后不可知之最高主宰之存在，而不失其敬心与爱心，而不受现代乃及将来不断的科学新知识之摇动与破坏。其主要关键，乃在即以人类现实世界为中心，就其种种可能性而上探前古，下窥今后。又推至于人类世界之上，与人类世界之外。故孔子教义，乃是以人尊天、以人合天，而绝无尊天抑人、主天蔑人之倾向。

    人类对于自然界种种物理之追寻与探究，其主要路向，应一本于以人生大道为出发，以人生大道为归宿。先标出一条人生大道来，可使人类心智不至浪用，不使散漫无统，不至踏入“物”为主而“人”为奴之陷阱中。“物”与“人”与“天”，此三者，有其一定之层次，不可迷失。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始终保持此层次，故“格物穷理”与“明心见性”与“知天知命”，三者相通合一。以宇宙大自然为一整体，而以人类之共同心情为之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格物穷理之目标。穷格物理之所极，即所以窥见天心之仁。自然科学方面之日益发展，可以无损害对宇宙大自然有一种敦厚真挚之宗教精神。“理智”与“情感”相辅前进，“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得益彰，可以为现代科学补偏而救弊。

    就一般哲学思想言，常不免有一种心、物之争。物质界与精神界，每易分道扬镳。宗教家高悬一灵魂界，谓其超出于物质界。科学家则偏重物质方面，就生理学来研究心理学，以狗与鼠的心理来为研究人类心理之参考与入门。于是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中一部门，而有“无灵魂的心理学”之称。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则不太过分注重心、物之别。既不是一种唯物论，亦不是一种唯心论。因人心而推论到天心，天心即从人心见。物可以无“心”，但物必有“性”。在“性”中，必有一种好恶之动向。故虽无心，亦若有心。但并不认有灵魂界之单独存在，并亦不认有超脱物质以外之“心”。心的精神，只从物质中见。就人之一生言，身体可以毁灭，但生前的心活动，死后仍有其影响存在。“身”是“个别”的，“心”则可以是“共通”的。心有同然，舜之孝即如周公之孝，亦如闵子骞、曾参之孝。故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人类历史文化，即此人类共同心之所表现而完成。人类之“身生活”，既短暂，又各自分隔；而人类之“心生活”，则可成为一共同体，历久传递。孔子称此曰“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寿。”人生之不朽，即不朽在此仁体中。此体仍表现在人群社会，更不须于物质界以外来另立一灵魂界。仁道大行，尘世即天国。人而成仁，即可在此尘世复活，在此尘世永生。

    其次说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别。就孔子教义言，每一人，必当在大群中做人。若离开大群，即与鸟兽无别。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不能以大群来抹杀个人。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纵在一个不仁的社会中，每人仍可自成其仁。须待人人能仁，此社会始是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但在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中，若其人不自勉力于仁，则此人仍将是一不仁之人。孔子教义，只教人在大群中做人，但大群不能代己做人。个人由于集体而得其个人之意义。集体亦由于个人而有其集体之价值。依于孔子教义，永将不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冲突。

    再由此说到“自由”与“组织”。人生贵能有自由，但同时亦不能无组织。但其组织，应由自由来，不由强迫来。但在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出大企业，大团体，亦何尝不损害到个人自由？若尽是在物质人生方面争取自由，极其所至，资本主义非彻底破坏，亦将大量变质。将来的人类社会，在此经济物质生活一方面，若非另找新出路，则双方竞争日烈，终会同归于尽。

    在孔子，虽然提示了一番普遍指导全人类的人生大道，但在孔子当身，及其后儒家之信奉其教义，益后益盛；而从未有一组织，如各宗教之有教会；但亦不妨其教义之传播。孔子及儒家，既不提倡“组织”，因亦不提倡“自由”。信受孔子教义之中华民族，初看像是没有一切严格之组织，因此其民族中各分子，莫不有其一分高度之自由；但中华民族同时乃是一极富团结性的民族，所以能日扩日大，由一民族组成一国家，而至今存在。

    在孔子教义中，经济物质方面的人生，亦并未忽略过。而且中国地大物博，远自战国时代起，即有极盛的国内商业。汉以下，又有不断的国外商业之继起，亦复甚为发达。但中国社会，从未有资本主义之产生。中国人亦永不向极端的物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中，对内对外，其爱好和平之特征，可以常持不变。

    说到政治，中国虽是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但亦绝没有极权政治之发现。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者，乃谓中国所推行的乃是一种君主专制政体。又谓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乃因专制帝王之提倡而得势。这些都是不明中国历史详情的人所凭空想像的一套谰言。正因中国没有君主专制，所以也没有民主革命。孔子教义，只是一种“中庸之道”，兼容任何相反之两面，而不向任何偏向之一面来反对压迫另一面。所以中国民族极富和平性，而鄙视斗争性。

    （一九七二年九月台北《东吴学报》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