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义理之展演

话。他的门人也在政治上多有活动。韩非、李斯更是著例。清人常说荀卿有传经之功。若把孟子与颜渊、曾参相比，荀子则近似子游、子夏。《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荀子》书中多论到“儒”之分类，而《孟子》七篇往往高论师道，绝不见一“儒”字。亦可谓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则兼此二者。道远而分，有此两歧。

    汉初经师，往往为荀卿弟子或其递传，故汉儒治经，多属荀学系统。但不如清儒之拘狭。汉儒虽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则欲“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发抒重大意见，尤其是董仲舒建议当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皆遵用仲舒之意。即如张汤，依儿宽判法，大为武帝称赏。宽治《尚书》，为欧阳生弟子，乃伏胜之再传弟子。又如鲁申公，武帝初即位召至京师，他告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弟子赵绾、王臧欲为武帝创制变法，遭窦太后反对而止。但此下汉廷重用儒生，至东汉犹然。

    综观汉代儒家，大抵可分两大类：一在太学为博士。虽亦通晓政治，要之以讲学为主。一为从事实际政治工作者。两汉治平实绩，不得不谓乃汉儒之贡献。直到季汉大儒如郑玄、王肃，其经学分派，实即是政治分派。康成生平未涉政治，但他的经注，常把当代实际制度为经文作证。他还是治经而通政治的。当时的经学，在政治上有领导地位。王肃对政治上有野心，乃不惜伪造古书，企图先在经学上压倒郑玄。

    南朝门第鼎盛，大门第必重礼，尤其是丧礼服制；子与侄及一切亲疏嫡庶承袭爵位和产权等复杂情形，都将由丧服的等差中表现出来。刘宋 雷次宗最善讲丧服，乃与郑玄齐名，一时有“雷、郑”之称。又我们历史上有三次政治大兴革，都欲根据《周礼》来推出新政，一是汉代王莽与刘歆，一是宋代王安石，中间是北周时代的苏绰。苏绰创制，下为隋 唐承袭，开统一盛运之复兴。我们不能否认雷次宗、苏绰都是大儒，他们都能用经术在实际事务上作贡献。直至北宋初赵普，自说用半部《论语》帮太祖定天下，要再用半部《论语》来佐太宗致太平；那是汉 唐儒生一贯相传之抱负。

    但孔子所讲的一套治国平天下道理，汉人过于强调了，因而忽略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义理的另一套。于是道、释两家乘虚而起，把这一套抢去。直到唐 韩愈起而提倡师道，推尊孟子，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轲之死而不得其传。”他自己起来攘斥老、释，自比于孟子之“辟杨、墨”。但昌黎好友裴度，同时也是昌黎的上司，他却是信佛的。他似乎也认为修养心性的一套，应从佛门去求。他同时在政治上有其卓越表现。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另一套，则是周公、孔子传统。退之同时李翱，也受佛学影响，著《复性书》，提出《中庸》一书，认为《中庸》理论高过释氏。

    此后韩、李学说影响宋儒。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个开新风气的人。他内为宰辅，外捍边圉，常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带兵去西安，张载时属青年，因是关中土著，熟知关中兵事地理，以万言书请谒，献其用兵之计。范文正告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送张载一本《中庸》，劝他回家细细研读。欧阳修推奖王安石，希望他做韩愈后起；荆公却以孟子自期，不愿仅为一文学家。此等皆可看出宋代儒风之变，显与汉 唐不同。

    但在北宋时，孟子地位虽已提高，却还没有确立。冯休有《删孟》，李观有《常语》，司马温公有《疑孟》，都是攻击《孟子》七篇的。直到二程子 颢、颐兄弟，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章《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著手，引导人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 朱子、象山继出，孟子地位始为确定。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 唐经学家则比较只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 唐经学有其不同。到了明末大儒，如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黄梨洲（宗羲）诸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于空疏，才有再从理学返向经学之号召。

    四

    以上约略讲了《论语》《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之间而已。下面再讲《大学》《中庸》。

    《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极多论到宇宙、天地、万物，显与《论》《孟》又有微别。《孟子》由历史上推论人性，故其论“性善”则“言必称尧 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本原，故开首即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若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则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 舜说起。《中庸》陈义既与庄 老有出入，故能兼与后起之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亦好谈《中庸》。唐 李翱、宋 范仲淹以及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子则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若论思想进程，则《中庸》确是较《论》《孟》微妙多了，却不应把此书来插在《论》《孟》的中间。

    《中庸》思想，亦颇与《周易》十传相会通。而十传中亦多采及道家言。其实《中庸》与《易传》皆属晚出。《中庸》有云：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子思时代，正是列国分据，绝不能“车同轨”。自李斯作小篆之后，各国习用字体始慢慢统一。至于“行同伦”，也是秦始皇统一后所提倡，至今尚有秦刻石可证。汉代君王自高祖以下，都以“孝”字冠在帝号上，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偏重“孝”的一伦，也是沿袭嬴秦，有人告秦始皇所谓“陛下以孝治天下”是也。故知《中庸》成书必然在《孟子》之后。但其发挥儒家义蕴，则还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仅言“心”不及“性”，则与《孟子》《中庸》又别。其偏重在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注重在治平大道上，故后来魏 晋清谈乃及佛家出世，多不喜此书，远不如《中庸》之被重视。宋代理学家极重讲《孟子》《中庸》心性精微，正要与释、道对垒。若新儒继起，不能讲心性精微，则不能拔赵帜立赤帜，把久已陷溺在释、道中的人心挽救拯拔过来。但若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则何以上承孔子儒家之大统？故朱子教人读《四书》，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正谓精究心性，乃欲期求治平；欲期求治平，则必精研心性。内外本末一以贯之，正是孔子儒学之大规模所在。

    但《大学》亦决非曾子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我曾有《推止篇》[1]，详论先秦思想，可分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显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故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先懂得了“止于孝”，始能去尽孝。孝道如何尽？则贵求知。“致知在格物”，该在事物上去求。先秦诸子书中，把“知”与“物”两字连称对用之先后演变，我在《推止》那篇文中详细罗列，可证《大学》之为晚出书。《大学》又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虽不能指说它是荀学，但确有许多处有荀子思想之存在。

    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为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说它们晚出，也并不贬损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先秦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留下许多不知名的不朽巨著，《大学》《中庸》亦是一例。

    五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此所谓“文章”，便是孔子所讲的礼乐制度。所遗憾的是，当时门人没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这些礼乐制度，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项目。子贡又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上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语，孟子乃推阐出性善论。孔子说天道，不过云：“天何言哉？”到《中庸》却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子教人先读《大学》，就懂得人之为学，不仅应该知道如何诚意、正心，还要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读《论》《孟》，则一切心性治平之道都在内。至于《中庸》，则应放在最后读，因其更广大、更微妙。若一开头便读《中庸》，常会由于体会未到，持守未定，而流入于释 老。

    我们今天研究孔 孟学说，应该体、用并兼。但今天讲的，似乎忽略了其实用。孙中山先生认为宋 明以后讲“修身”以前的“诚意”“正心”之学嫌多了，讲“修身”以后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嫌少了。在宋代理学家，他们讲学主要在求对付释 老，这也无可厚非。汉 唐人则在政治统一以后，要多留心于治平实绩。这正与宋 明儒各走了一偏。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应该效法孔子通六艺，开四科，不该专讲“性与天道”，却忽略了“文章”。我们要使青年们纵不梦见周公、孔子，至少也得梦见孙中山先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台北 孔孟学会第五十九次研究会讲，载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孔孟学报》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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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编者按：此文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