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人》

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该做成一种自足的存在。它不需要外力的撑持，一部杰作必须内涵到了可以自为阐明。莎士比亚没有替他的戏剧另外说话，塞万提斯（Cervantes）没有替他的小说另外说话，他们的作品却丰盈到人人可以说话，漫天漫野地说话。然而谈到现代作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现代人，有题外说话的方便权利和必要。一个现代人，具有复杂的生活和意义，不唯把自然给我们鉴赏，还要把自然揭穿了给我们认识。所以，像巴金先生那样的小说家，不幸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满腔热血，不能从行动上得到自由，转而从文字上图谋精神上的解放。甚至于有时在小说里面，好像一匹不羁之马，他们宁可牺牲艺术的完美，来满足各自人性的动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下流行的小说，用力于说服读者，所有艺术全在说服；然而现下流行的小说，忘记艺术本身便是绝妙的宣传，更想在艺术以外，用实际的利害说服读者。我们眼前推陈了许多精窳杂糅的作品，尽情于人性胜利的倾泻，而这人性，又建筑在各个作家自我的存在之上。

    巴金先生的《神·鬼·人》，正好是这种倾向的最好的例证。在《神》里面，写信的人（即是作者）告诉他朋友道：“记得我和你分别时，曾说过想掘发人性的话，那么我不妨先从这长谷川君动手罢。我总得想个法子把这人的心挖出来看一看。”这里从事于“掘发”的，不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而是一个带有成见的人。不是科学者，巴金先生能够带着怜悯掘发他的人物。他不那样无情，然而他的信仰（不要忘记，他是有了信仰的人）同时指明人物的谬误。也许因为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者，他没有把神写到十足的完满。长谷川是一个渺小的可怜的存在，富有关于人类的兴趣。作者告诉我们：“这人读过的书本真不算少呢。……我真正有点糊涂起来，我禁不住要问那个熟读了这许多书的人和这时在客室里虔诚地念经的长谷川君怎么能够就是一个人呢？我找不着回答……”便是长谷川自己也说：“信了这宗教还是不久的事，以前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呢！”但是作者始终没有把剧变的原因告诉我们，如若作者“找不着回答”，读者并不因之多所原谅。同样地叙述悲剧的发展，最后到了“那悲剧的顶点马上就会来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他抱了最后的勇气一步跳进深渊里去。这便是那快到来的悲剧的顶点罢。”于是《神》便结束了。巴金先生不能看下去，忍受下去了，他的理智不能克制他的情感，然而读者，不似他那样易于动情，偏要看见“那悲剧的顶点”，因为只有这样一来，故事才叫圆满。

    这不能算作《神》的缺陷。任何作品推不开作者的性情。我们所应接受的，是他所已给我们的，不是他所未曾给我们的。我们根据他所给的一切立论。进而推衍他所未曾给的一切。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同样不给我们答案，因为答案尽可自由意会，不必强人相就。《神》的真正的缺陷，却在这里只是片面的观察，深而不广，静而少变。这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观察，在态度上已经是一种扞格；而这无神论者，仿佛一个道婆，唠叨着一个重三叠四的心理现象；而这现象，仿佛一滩死水，没有回旋曲折————说实话，没有事变（不是没有故事）发生。这里或许受了日本小说的影响。我们东邻的文学创作有的是新奇，有的是小巧，有的是平淡，有的是趣味，有的是体会。然而就是缺乏一切做成伟大文学的更有力的成分 ① 。巴金先生的热情和信仰从日本的暗示救出他自己。即使有亏于造型的条件，《神》也拥有一个更深厚的人性在。

    所有《神》的遗憾，第二篇《鬼》弥补了起来。这里是一个人的自述，从现时折往回忆，从回忆又折到现时。平静的海水开始，汹涌的海水收尾，二者借来象征人生内心的挣扎，形成全篇完美的结构。我们知道了堀口的性格，环境，教育，以及一切发展成为他精神存在的条件。他的转变是自然的，他的性格先就决定了他的未来。这是一个良弱，良而且弱，犹如长谷川是一个良弱。堀口不及他的情人，“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里，而女的却放纵般地梦想着将来的幸福。”他不会为情而死，他缺乏理想，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一个可怜虫，充满了精神上的骚动。他那一线的牺牲禁不住几番风吹雨打的梦魇。我们的世界有的是这类良弱。

    但是如若有人问我，“你欢喜三篇那一篇？”我将质直地答曰：《人》。这不像一篇小说；也罢，反正我选了它，我并不失悔。为什么？敢请回身问问各自的日本朋友。犹如作者去年立下的誓，谈到这一篇，我甘愿把自己贬入沉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注　释

    ① 　我承认我的偏颇，“日本通”一定会把我看做愚昧。我的印象完全根据的是翻译，自然不能算作健全。然而，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印象。《神》的毛病不在所受日本小说的影响，如若我的印象不算正确。不过这推翻不了《神》的缺陷单调。作者应当多从几方面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