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土地。居民中当然也有农民、行商走贩、商店职员、手工业者；解放以後，特别是合作化以後，这些人都生气勃勃站起来了；但是抗日战争以前，局蹐在重重束缚和压迫下面，却很难使人寄以希望，虽然他们是好人，他们也有说不尽的痛苦、牢骚。本地也往往出几位革命家，可是在这浅“水”里根本不能存身，要麽就得像徐立刚似的永远不回来，要麽就得像我那位“怪”朋友，偶然回来也只是悄悄住几天。我凭着印象写这些小故事，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被咒诅的社会。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毕竟住着许多痛苦但又是极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乡的果园来把它装饰的美点，特地请渔夫的儿子和水鬼阿嚏来给它增加点生气。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

    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麽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前不久偶然翻烂纸堆，从里头翻出个纸包，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怎麽会留下来的，纸包里有三份“果园城记”的目录，目录中有些题目是已经写成的，底下注着写成的日期；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应该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但是我毕竟是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在旧序上说“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事实上远在写序以前，我就应该知道写不下去了。远在日本人投降以前，新的形势在吸引我，我满脑子的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没有法子勉强把自己摁进旧的回忆里。随後我和上海的普通居民一齐为胜利欢喜欲狂，可是立刻又掉进更大的痛苦里。後来有人赠给国民党反动派一副对，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若论他们丧心病狂的程度，抗战以前比胜利以後到底还逊色的多。即使从消极角度出发来写这些教人咒诅或教人同情的小故事也没有必要了。我嘴里说要写下去，感情上却早已关了这小城的门。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另外还有几点似乎也需要附带说明。第一，旧版共十八篇，删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写成的“刘爷列传”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两篇，补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时为消磨时间写的“北门街的好汉”，凑成十七篇。第二，原来旧序上说我不知道马叔敖是谁，这是不确实的，他把这小书贯串起来，同时又是其中一个人物。按原来计划，我是预备用最後两篇的篇幅来专门写他的：他因为历史上的关系，最後逃避搜捕，离开这个小城。因此，第三，马叔敖并不是我自己，虽然由现存的小故事看，他的观点和感情有一部分就是我的，安到他身上也许并不完全合适。

    最後我想还应该对那位“怪”朋友加点解释，单从旧序上他的履历看，别人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老像打闪似的调换职业。他到山东去做“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到济南办报想来也是奉了党的命令去的。不久济南沦陷，因为这个关系，揣度他可能转移回到聊城。一九三八年聊城被日寇包围，反动派已经丢尽脸，便拿范筑先领导的军队作为他们的军队向老百姓冒功，在报上宣布范氏与司令部全体壮烈殉国。我相信他战死鲁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写信向一位在皖北工作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也说早已失掉联系，过了七八年，又来信说听“一位山东来人”讲他还在山东。希望他看见这本小书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其实只要人活着，看不看见又有什麽关系呢？事实上“山东来人”的话也是传闻，解放以後得到证明，他在聊城战役中担任部队的政委，和范筑先同时在战斗中牺牲了的。他叫做赵一平、赵伊坪、赵罗坪，可能还有别的名字。用赵石越、伊坪、蔚灵等笔名发表过诗。也就是那一回翻烂纸堆，发现他的一张变黄了的照像和几封旧信，大概可以算作我难得保存的最老的纪念品了吧。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从他家乡的小城城外走过，来不及停留，只见那座吓人的塔还在城头上，不知什麽时候被炮弹打飞了“宝顶”。我有两种感情，快乐而又悲哀：人所期望所拥护的革命终於成功；同时想到他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革命成功的快乐，又不得不为之“腹痛”……

    现在想来，这塔应该和那代表封建势力的城墙一齐被拆掉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夜记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