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十五、十六、十七,连买青菜的钱也停发了,他每天只得吃自己的了。但是随他各机关去搜,去刮,去分赃,去狗打架,他的农场仍旧照常进行。他有他的目的,用农场本身的出产能养活两个工人,自己乐得当当场长。原来他发现“场长”这两个字比普通医生吃香,他的麦门冬比别人的灵验。
葛天民先生像管理花园似的管理农场,每天照例在那里留到五点以至六点钟,照例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到小合欢树,梧桐树,加拿大种的杨树,印度种的槭叶树上面。
於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谈到农场。我说:
“我最後一次来果园城的时候,你正在试种无核葡萄。”
“你记得准是无核葡萄吗?”
葛天民挺调皮的望着我。
“你试种过各种植物,可是这一回的确是葡萄。”
“哦!不错,葡萄!”
葛天民对葡萄似乎挺有兴趣,下意识的挪动着凳子,向我凑过来说:
“你来的时候经过农场吗?”
我从车站下来是经过农场的。
“那麽葡萄呢?你看见葡萄没有?”他兴奋的问我。
“我没有看见,”我告诉他葡萄田好像毁了。
一种惊骇混和着失望的感情使葛天民的眼睛又大又空虚,兴奋立刻从他脸上消失了。
“还有桑园──桑园也毁了?”他接着问。
“桑园也毁了,”我说。“现在是一片空地。”
葛天民沉重的呼吸着,盯着我直发愣,好像他没有听懂。随後他转开脸,失神的望着空中,望着那棵合欢树。试想这多奇怪,这个农场的老场长竟不知道他的桑园和葡萄田!我开玩笑说:
“那一天我没有看见你,我想你向自己请假了。”
“请假了?”
葛天民从梦境中醒转来。终於,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做个鬼脸说:
“是的,请假了。请长假了!”
我们怎麽想得到呢?这个长期不支薪水的农场场长,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常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树周旋於绅士之间,老爱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的人,我们总以为他将平平淡淡做场长做到死的,谁知道後来农场经费有了着落,当他正准备扩充的时候,他得到暗示,为着保存面子他只得自动辞职。他说他请假快五年了。
我们不必谈印度槭叶树和土耳其秃头小麦了,也不必谈无花果和波斯菊了。接着我们谈医道。老葛医生死了,葛天民子承父业,我忘了提了,他的大门口一直就挂着“祖传内科”的牌子。说老实话,你一辈子不认识他这个医生,决不会少活三年。葛天民是个好庸医,他怕用巴豆,甚至怕用常山,在他的药方里最常见的是枸杞子、麦门冬、生地、熟地、党参、番红花。可是纵然如此,果园城的老爷和绅士们仍旧爱请他去看病,因为他随请随到,他的药保险,顶重要的是照例可以不给他诊费──看好病,有的人逢年过节给他送两盒点心,已经算天大的面子。
听到这种种消息谁都会气愤不平。
“他们干什麽老不肯放过你呢?”
“你知道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老弟。这只怪地面太窄,所以有些人就被踩在地下;至於我,我就得给挤到天上去了。”葛天民笑着站起来,转转身子,忽然作个虚张声势的手势说:
“你等着瞧,有一天我给他们巴豆吃!”
当我们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一个小贩在墙外胡同里大声吆喝着:
“熟枣啊,红的熟枣啊!”
对我辈四海为家的人,还有什麽是比这种叫卖声更亲切更令人惆怅的呢?当我们回到长远离开的某处地方,忽然听见以前就在小胡同里听惯了的叫卖声,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它没有改变,原来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改变。
可能是叫卖声引诱了葛天民先生的馋涎,或者提醒他了,他踞着脚尖从葡萄棚上掐下一串葡萄。
“尝一尝这个吧,老弟?”
葛天民把葡萄放在我前面,然後他深深的喘口气。
“这就是那一年试验的那一种吗?”
“啊,正是试验的那一种。”
葛天民自嘲的笑着,他说他当了十二年的农场场长,幸亏自己家里还留着这种葡萄。
我们继续坐在葡萄棚下面,小贩过去以後,周围又归於平静。这城里的生活仍旧按照它的老规律,乏味地慢吞吞进行着,太阳转到西面去了,我们可以想像它是每天就这麽着转到西面去的。阳光透过葡萄棚,温柔的从缝隙中漏下来,在对面合欢树上,几只麻雀快乐的在吵闹,墙壁和院子中间的鱼缸的阴影长长的映到地上。花园门口忽然出现一个人。
“葛场长在家吗?”
“在,在。”葛天民满口答应。
那人高傲的像个催科衙役,板着脸用绝对不打折扣的腔调说:
“县党部马委员的少爷有病,请你去一趟。”
“好,我马上就来。”
请医生的走了。我打量葛天民,从他脸上竟看不出有一点愤懑。桌子上摊着一本书,拿起来看时,原来是石印的“笑林广记”。
“真是葛天氏之民哪!”我站起来说,把书放到原来地方。
“哟,哟!别提了。”他滑稽的向我挤眼。“快成割头民了。”
我们笑着离开他的诊所或是说花园。葛天民诚恳的希望我能在果园城停留几天,他说他将弄一条船,溯流而上,到一个什麽村子去看戏。假使可以这麽称呼,他应该算是个小小的“混世家”。他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会应付任何风浪,将来很可能活到八十五岁,然後安静的死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