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实验录》序赘

刘之与吴，所以全无困难。因此，在语言的教育上，只须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说什么四声五声八声，而四声五声八声却可以自然就范，自然说得正确。我们到乡下去，找个目不识丁的农人谈天，他出语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声的辨别，却同我们一样的精确；但他何尝有过工夫，放去了锄头来嗡什么平上去入呢？我们在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说：四声在语言的教育上，不成问题。

    （四）四声的根本打破说。这也是我同玄同谈过的。我以为四声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语言自己有取决之权，我们无从过问。我们尽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山［由］，说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灭时，我们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ru头，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吴先生有它，我们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吴先生说：“尽管我们永远用不着去理它，它还是永远含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语［言］文字里面，无论在单音里面，在复音里面，他都存在。”

    承吴先生收我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爷的旨，宜传这么一会子的教义。但到了此处，我就要说声“亚门”了。教士到说了“亚门”，走出教堂以后，本来就什么都可以随便，所以我以下所说的，许不免是左道旁门的话头了。

    （五）诗的声调问题中的四声。我常常怀疑：中国韵文里面的声调，究竟是什么东西构造成功的？说是律诗里的仄仄平平仄罢，可是在古诗里并不这样，而诵读起来，却也有很好的声调。况且便就律诗说，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乙地。那么，声调声调，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曾把这个问题问人，人家说：这是自然的声调！唉，天下着雨，请教天文家：这是什么缘故？而天文家可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为着这问题，已经费过许多的工夫，希望能将所得的结果，做起一部《汉诗声调实验录》。但是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屡次三番的小失败推翻了；所以直到现在，简直还没有半句具体的话可以报告。不过我总痴心忘［妄］想，以为能有一天，可构成一个新说，使它能于配合一切体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声口。到那时，如果我所发见的完全无关于四声，便有千万个的唐诗选诗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声一脚踢开。反之，如果我所发现的仍不免有关于四声，那么，“君子不贵苟同”，虽以吴先生及玄同的学问上的威权，我也不容易屈倒。

    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目下白话诗已有四五年的寿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辈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说：白话诗是没有声调的。便是赞成白话诗的，同是评论一首诗，也往往这一个说是声调好，那一个说是声调坏。我们对于老辈先生的愁眉苦脸，能自己造起一个壁垒来么？对于白话诗的评论者，能造起一个批评的标准来么？同时对子白话诗的作者，能有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引着他们走么？亦许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唯有求之于原有的诗的声调。唯有求之于自然语言中的声调，最要紧的是求之于科学的实验，而不求之于一二人的臆测。我相信这东西在将来的白话诗国中，多少总有点用处，所以虽然很难，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没有办法时，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语系问题中的四声。我常以为我们东方的语言，究竟还要靠着我们东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盘扪烛，虽然也有不可尽废之处，大体总有些不可靠。因此对于一个至今未决的中国语系问题，也打算大胆去研究一下。记得有人说过中国西藏安南等语言，都是多声制，他们系统上的关系虽不甚明了，而这同是多声一点，却不可轻易放过。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这一说：以为多声是单音语中免不了的现象，与其问它为什么多声，不如问它为什么单音，所以多声与语系无关。现在一想，这话错了。我还没有切实研究它，怎就能断定它无关呢？我们研究这样的大问题，无论是怎样小，怎样可笑，怎样在表面上全无用处的材料，都不宜放松一点：愈多愈好，必须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这四声上，我打算先就国内各方言区域研究清楚，把各声随着地域变化的形迹画起图来；然后照样的研究国外的声，也画起图来；于是看：这声的变化，由国内而及于国外，接笋不接笋？趋势是怎样的？这样研究的结果，亦许不能，但亦许能在语系问题上，发见了一些什么。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过多费去一些工夫，没甚关系。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弃，总有些不忍，总有些不该。

    因有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还未能完全证实与四声无关，所以四声虽然送进博物院，我还不免跟进博物院去研究。这却应当敬请教主爷特别慈悲，网开一面，暂且不要把他一闷棍打倒。可是我并不以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别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少，大家应当尽在这四声上闹得永远不了；我以为像我一样的宝贝，有了一二个也就很够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呢？这我就不得不直招：无用！吃饱饭！没事做！说清话！等于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为主”！可是人类中偏有这样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时髦的《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说来说去，能说得出一半片黑面包来么？因此，我对于这最后一问，只能回答一声“不能答”。

    但是我们虽然有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也曾有过饿肚子的时候；所以我读了吴先生序文中论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觉得他说得周到到万分，痛切到万分，使我佩服到万分，感动到万分。从此以后，苟有机会可以做些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后还有一些小事应当声明，就是吴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话，都是我写给吴先生的信里的话，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发表的话。我写信是向来很聊［了］草很随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给吴先生的信，在晚上两点钟以后，不到一点钟功夫，写了六十多行，真不成东西！这里面有“闭眼胡说”四个字，直到吴先生引用了才觉得，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闭眼胡写的？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人家是闭眼胡说？我有什么权力可以说人家是闭眼胡说？我今郑重声明，表示我无限的歉意。又，吴先生所引“四声之构成”一段话，只还是我的一个假定，其中颇有研究改正的余地，一时还说不到发表；不过关于阴阳清浊一层，我本已作成了一篇《南方语中的清浊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浊，与北方的阴阳合论，重加增改，暂时搁下；发表之期，却总不远。可是说来说去，我终还做了我自己所骂的人：讲声音的兴致太好呵！

    192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