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常州詞派

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止庵則謂“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遠。往往流連反覆，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詞辨·序》）。雖二家之説微有不同，而並尊詞體一也。皋文崇比興，止庵則言寄託。止庵之論寄託云：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斵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閲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醖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敍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横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宋四家詞選·序論》）

    又云：

    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介存齋論詞雜著》）

    夫所謂寄託，初不出乎“意内言外”之旨，皋文比興之義，已足盡之。然止庵復創爲能入能出之説，殆因鑒於初學或不免流入金氏所稱淫詞、鄙詞、游詞之三蔽，故不得不先端其趨向，而示來者以從入之塗。惟膠於寄託之説，亦多流弊。故止庵復爲之説云：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别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韋，不亦恥乎！（《介存齋論詞雜著》）

    此皆暗示詞樂既亡之後，所貴乎性情襟抱之卓越，與夫識見經歷之豐富，乃足昌大其詞。若徒迷戀古人，雖日言寄託，亦難自樹。此止庵微旨，可於言外得之者也。皋文於特崇温氏外，復標舉宋代張、蘇、秦、周、辛、姜、王、張八家。止庵乃爲分析正、變，以温庭筠、韋莊、歐陽炯、馮延巳、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柳永、秦觀、周邦彦、陳克、史達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唐珏、李清照等十八家爲正，李後主、蜀主孟昶、鹿虔扆、范仲淹、蘇軾、王安國、辛棄疾、姜夔、陸游、劉過、蔣捷等十一家爲變（詳見《詞辨》）。共得詞九十三首，而以温庭筠、辛棄疾各十首，李後主、周邦彦各八首爲最多；次則王沂孫六首，馮延巳、吴文英各五首，韋莊、陳克各四首，姜夔三首，歐陽修、蘇軾各二首。與張、董二選最顯著之差别，即在擡舉辛、吴，擯抑姜、張。正、變之分，復堂已持異議（譚評《詞辨·跋》）。要其“折衷柔厚”（譚説），導來學以津梁，固與張選並爲不朽之作也。據止庵自序，此選成於嘉慶十七年（1812），距張氏《詞選》行世之日，僅後十五年。兩本相校，規模可覩。是時止庵雖頗參己見，猶未能開逕獨行也。至道光十二年（1832），止庵標舉四家，領袖一代，以成《宋四家詞選》，始漸脱離二張疇範，自樹風聲。其序云：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温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摰。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

    又稱：

    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既襲前人宗派之説，以自建一系統，復示學者以修習次第，規矩步驟，昭晰可尋，樂苑一燈，争爲世重，非偶然也。獨其抑蘇而揚辛，退姜、張而進王、吴，又將北宋諸公，轉隸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軒輊任情。兹就所選諸家，列表如次：

    爲示學者以研究塗徑計，分宋詞爲四系，而以清真爲衆流之歸宿，自是别具匠心。然常州詞派至此，已日趨於技術之講求，持論益精，而拘束漸甚，影響詞壇，亦復互有得失。所謂技術之講求，不外運筆、選聲二端。止庵於詞筆之運用，一則曰：

    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换筆；换筆不行，便須换意。玉田惟换筆不换意。

    再則曰：

    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脱。複處無垂不縮，故脱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温、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宋四家詞選·序論》）

    因講求運筆，而有所謂“鉤勒”，遂不能不“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故其言又曰：“學詞先以用心爲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介存齋論詞雜著》）詞中之離合，皆關運筆之巧妙，固從事倚聲者所宜深切研尋者也。其論選聲，無紅友（萬樹）、順卿（戈載）之拘泥，而深識音理，要言不煩，尤足爲學者之準則，兹爲摘録如次：

    “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有聲響，莫草草亂用。

    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

    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

    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叠則聱牙，鄰則無力。

    硬字輭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甚。（以上並詳《四家詞選·序論》）

    凡此推論選聲之法，並從經驗中來。二張以餘力爲詞，未遑措意於此。故《茗柯集》中如《水調歌頭》諸闋，雖“胸襟學問，醖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篋中詞》評語），而於音節間有未諧。且如“便了却韶華”，“又斷送流年”等句，句法不合，終爲疵纇，此常州詞派所以有待於周氏之補苴也。止庵於運筆、選聲之外，又極注意於字句之安排，與關節之轉换。其説云：

    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

    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如《金縷曲》中第四韻，煞上則妙，領下則減色矣。

    吞吐之妙，全在换頭煞尾。古人名换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製。换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峭勁，峭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摇曳。

    聲家於此，果能悉心體驗，證以兩宋名家之作，庶可畢窺奥藴，自闢町畦。止庵之有功詞林，蓋不僅在恢宏二張之遺業，而其廣開途術，示學者以善巧方便，誠不愧爲廣大教主矣。

    四　常州詞派之拓展

    江陰繆氏（荃孫）手輯《國朝常州詞録》，采宜興、荆溪、無錫、金匱、武進、陽湖、江陰、靖江諸邑作者，自清初以迄清季，得人四百九十八家，詞三千一百一十闋。常州詞風之盛，於此可見一斑。雖詞派之名，出於張、周二家選本行世之後，而前乎二張之作者，如顧梁汾（貞觀）之《彈指詞》，陳其年（維崧）之《湖海樓詞》，皆能幹之以風力，無纖淫枯槁之病。加以萬氏《詞律》，有糾正舊譜之功。宜、錫詞風已駸駸與浙西旗鼓相當，爲詞林所重視。二張崛興嘉慶、道光之際，以陽湖、武進爲重振詞學之中心。董氏父子傳衣鉢於前，荆溪周氏廣波瀾於後。於是常州詞派，遂取浙派之席而代之。其占籍常州，而與二張並世，或後出之作者，則有武進黄仲則（景仁）之《竹眠詞》，無錫楊蓉裳（芳燦）之《移筝詞》、《拗蓮詞》，金匱楊方叔（掄）之《春草軒詞》，楊荔裳（揆）之《瓔珞香龕詞》，武進趙億孫（懷玉）之《秋籟吟》，惲子居（敬）之《蒹塘詞》，陽湖洪稚存（亮吉）之《更生齋詩餘》，左仲甫（輔）之《念宛齋詞》，荆溪周木君（青）之《柳下詞》，陽湖錢季重之《黄山詞》，陸祁孫（繼輅）之《清鄰詞》，武進李申耆（兆洛）之《蜩翼詞》，金匱孫萊甫（爾準）之《泰雲堂詞》，陽湖劉芙初（嗣綰）之《筝船詞》，無錫顧蒹塘（翰）之《拜石山房詞》，武進劉申受（逢禄）之《禮部集·附詞》，陽湖董子詵（基誠）之《玉椒詞》，董方立（祐誠）之《蘭石詞》，方彦聞（履籛）之《萬善花室詞》，武進丁若士（履恆）之《宛芳樓詞》，董晉卿（士錫）之《齊物論齋詞》，金匱楊伯夔（夔生）之《真松閣詞》，武進費子敷（開榮）之《鼓銅館詞》，湯雨生（貽汾）之《琴隱園詞》，陽湖董子遠（毅）之《蜕學齋詞》，武進管孝佚（繩萊）之《鳳孫樓填詞》，湯德卿（建中）之《筠緑山房詞》，陽湖談鴻儒（澐）之《雲西詞》，湯果卿（成烈）之《清淮詞》，陸蓉鏡（容）之《巢睫詞》，無錫顧蘭厓（翃）之《金粟庵詞》，陽湖陸康侯（鼎晉）之《茶巢小隱詞》，武進程香谷（兆和）之《春谷詞》，陽湖莊眉叔（縉度）之《黄雁山人詞》，史燮甫（致澤）之《荆餘草堂詞》，趙于岡（起）之《約園詞稿》，湯梅生（成彦）之《聽雲僊館詞》，武進汪逸雲（士進）之《鬘雲軒詞》，宜興徐慕雲（宗襄）之《柏蔭軒詞》，陽湖吕庭芝（耀斗）之《鶴緣詞》，徐子楞（廷華）之《一規八棱硯齋詞》，湯冠卿（光啓）之《桐影軒詞》，武進陸子良（循應）之《鷗汀詞》，陽湖周韜甫（騰虎）之《蕉心詞》，許太眉（棫）之《三橿老屋詞》，方元徵（駿謨）之《耐餘書屋詩餘》，宜興朱少白（珩）之《橘亭詞》，陽湖承耀珊（越）之《聽雲山莊詞》，吴晉壬（唐林）之《横山草堂詞》，武進沈子佩（昌宇）之《泥雪詞》，江陰蔣鹿潭（春霖）之《水雲樓詞》，武進謝子階（應芝）之《會稽山齋詞》，陽湖蔣侑石（曰豫）之《秋雅》，無錫俞芝田（敦培）之《藝雲詞》，丁雲盦（翼）之《浣花山莊詞》，沈秋白（鎣）之《留漚吟館詞》，江陰陸静夫（志淵）之《蘭紉詞》、《瓠落詞》，陽湖方子可（楷）之《句婁詞》等，雖造詣各有淺深，好尚互有出入，而或師承有自，或家學相傳，共振雅音，以趨正則，殆皆聞張、周二氏之風而起者。此常州詞派之流播本州，約略可言者也。

    蔣鹿潭挺生咸豐多難之秋，“爲倚聲家杜老”（《篋中詞》）。雖自闢畦町，不爲張、周所囿，且詞人之詞，與宛鄰、止庵一派學人之詞殊科。然鹿潭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瑣，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温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李肇增《水雲樓詞·序》）又稱：“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詞人之極致。”（宗源翰《水雲樓詞·續序》）由斯以談，則亦與皋文尊體之説，本無二致，特不爲止庵四家之論所牢籠耳。且止庵持論雖精，而襟抱才力，不足以當起衰之任，故其自爲詞，亦僅能造於“精密純正”（譚復堂説）而止，發揚光大，固仍有待於後賢也。

    溯自茗柯《詞選》出而詞體遂尊，止庵《詞辨》及《宋四家詞選》出而金鍼普度，於是常州宗派，不特在本土滋生蕃衍，且進而風靡一世。止庵以碧山爲學詞必由之徑，而極其詣於清真，海内言詞者，遂莫不以此爲正鵠。雖或不免爲才力所限，罕窺四家之全，而廣播宗風，恆不能出此四家之外。清之末季，江寧端木子疇（埰）篤好碧山，既與臨桂王幼遐、況夔笙（周頤）等合刊《薇省同聲集》，益振止庵墜緒，而王氏造詣尤深。彊邨先生稱其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説，契若鍼芥”（《半塘定稿·序》）。此足證常州詞派，由江南而移植於燕都，更由燕都而廣播於嶺表。其後王氏復與彊邨同校夢窗，又於庚子之秋，集四印齋爲詞課，由是止庵特崇夢窗之旨，遂益發揚於晚近詞壇。鼎革以還，彊邨歸隱吴下，恆往來蘇、滬間，而所與商量詞學者，以夔笙與鐵嶺鄭大鶴（文焯）爲最著。大鶴雖力規白石，而對清真、夢窗之校訂研尋，用力甚至，夔笙亦極推服夢窗。於此又足證常派詞風，復由北而南，儼然爲聲家之正統焉。彊邨晚輯《宋詞三百首》，於張、周二選所標舉外，復參己意，稍揚東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耆卿、晏小山、賀方回冀以救止庵之偏失。然淵源所自，終不可掩。徒以身經世變，感慨遂深，且所見既多，門庭益廣，爰有“出藍”之譽耳。（參閲本刊第三號拙著《晚近詞風之轉變》及拙編《中國韻文史》）

    譚復堂爲清季浙中詞學大師，所輯《篋中詞》，於張、周二氏亦深致推挹，又詳評《詞辨》，發止庵未盡之奥藴，而爲之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據此，則兩浙詞人，亦早沾常州之芳潤矣。

    五　結論

    清詞至常州派而體格日高，聲情並茂，綿歷百載，迄未全衰。良由“學人之詞”，適可藥末流之病，又值時變方亟，尤足以激發詞心。自茗柯、鹿潭，以迄晚近王、朱諸氏，莫不“文有其質”，造極登峯。推其啓發之功，固不得不歸諸張、周二選也。惟是利之所在，弊亦隨之。自尊體寄託之説興，一掃淫、鄙、游之三蔽，而連情發藻，凡涉兒女而不失其正者，亦竟不爲世重，以致末流或失之僞，或失之鑿。自講求技巧之説興，一洗粗獷徑露之習，而學者遂專敝精神於“順逆反正”之運用，轉忽“惻隱盱愉”、“意内言外”之功。自止庵偏尚夢窗，譽其“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又喻以“天光雲影，摇蕩緑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介存齋論詞雜著》）。遂使學者益爲目眩，日惟求其所謂“空際轉身”者，既無夢窗之才藻以赴之，但務迷離惝恍，使人莫測其命意之所在，其笨伯乃竟以塗飾堆砌，隱晦僻歰爲工，此其病至今日而轉劇，亦止庵及王、朱諸先生所不及料。自止庵深抑白石，以爲“白石放曠故情淺，局促故才小”，又云“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介存齋論詞雜著》）。遂使學者不復措意於姜詞，而“清空峭拔”（張炎《詞源》）之境，因多汩没。乾坤清氣，所賦於詞人者，在北宋則有東坡之清雄，在南宋則有白石之峭拔，止庵皆任情排抑，真使人百思莫得其解矣。今欲救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衷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説，小令並崇温、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游、東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爲倚聲家之軌範，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變，導學者以從入之塗，不侈言尊體以漓真，不專崇技巧以炫俗，庶幾涵濡深厚，清氣往來，重振雅音，當非難事矣。

    辛巳中秋前二日，脱稿於秣陵北秀村下。

    （原載《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號，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