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是或者不是这两种，问询必然会拖很久。

    “跟她说，我不喜欢被人耍。”

    拉伯特有点尴尬地把这句话翻译给荷兰女子听。荷兰女子先是有一丝惊讶，但马上恢复之前那种无所谓的镇静。

    又来了两辆警车。麦格雷已然忍无可忍地咆哮起来：

    “你留下来继续问……尽量让她说些有用的信息……”

    代理检察长努瓦雷上了年纪，留着胡子，衣着有些过时。他在多个地方检察院上过班，最终在快退休时来到巴黎。不难想象，这样一位检察官不喜欢节外生枝。

    现在做尸检是一位叫做科利内的男子。以前和麦格雷配合的法医保罗已经退休。还有一些共事多年的同事随着时间流逝逐渐离开，比如以前被他称作亲密敌人的柯麦里奥。

    卡约特法官的行事风格是案发后前两天绝对不介入调查。

    法医把尸体翻转了两次，手上沾满死者凝固的血块。他看了看四周，似乎是想找麦格雷。

    “当然，我的判断不是万无一失。从伤口来看，凶手用的是普通枪支，射击距离在两米之外。”

    “尸体上并没有子弹出口，这表明子弹还是受害人体内。据我的主观推测，子弹在喉咙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喉咙部位的阻力很小。所以说，子弹现在很有可能是在头颅里。”

    “您的意思是说，受害者当时是站着遇难，凶手是在办公室另一头坐着开的枪？”

    “不一定是坐着。也有可能是开枪时没有抬起胳膊，直接……”

    法医部的工作人员把尸体抬起来时，其他人发现地板上有一把六点三五毫米口径的珍珠外壳的自动手枪。

    代理检察长和法医都看着麦格雷，想知道他的意见。

    “我觉得，”

    麦格雷转向法医：

    “我觉得受害人应该不是被这把枪打中的。”

    “这也是我的看法，虽然我还没有做进一步检查。”

    “莫尔斯，你看一下这把手枪。”

    莫尔斯用一块布包起手枪，凑近闻了闻，又拉动一下扳机。

    “老板，里面没有子弹……”

    尸体抬走后，司法鉴定人员开始检查现场，拍照。都是枪击案发生后的一般程序，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地忙乎着各自的事情。代理检察长努瓦雷拉了拉麦格雷的衣袖，问：

    “您觉得他是哪国人？”

    “黎巴嫩……”

    “您觉得会不会和政治迫害有关？”

    这个想法让麦格雷吓了一跳。他马上想到，以前参与调查政治事件的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能回答您的问题……”

    “您已经询问过相关人员了？”

    “我已经问过不太爱说话的保姆，还有死者妻子的贴身女佣。这个贴身女佣也是荷兰人，麻烦的是她不会讲法语。拉伯特正在楼上用英语询问她。”

    “有什么进展尽快告诉我。”

    代理检察长准备和法医一起离开，对他们而言，这次来只是例行公事。

    本区警长这时也问：

    “您还需要我或者是我这里的其他人吗？”

    “应该不需要您本人帮忙了。但是您能留下您的几个手下吗？”

    “他们完全听从您的调遣……”

    办公室里的人几乎全走了。麦格雷这时才发现死者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他发现大部分书都是数学类书籍。其中有一整排完全是讲概率的。

    麦格雷打开书橱，发现每一层满满地堆放着文件夹和彩印纸张。纸张上面都是一列一列的数字。

    “莫尔斯，我回来之前你先别走……你把手枪带到加斯蒂那里做专业鉴定。还有，把这颗子弹也带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帕尔东医生用纱布包好的那颗子弹。

    “您在哪里找到的？”

    “我以后再跟您讲……我想尽快知道这枚子弹是不是出自这把手枪……”

    麦格雷点起一支烟，准备上楼看看拉伯特有什么进展。他走到门口，见到两个人只是面对面地坐着，气氛似乎有些尴尬。麦格雷从梳妆台开始，在脑子里记下看到的一切。

    “死者的秘书呢？”

    麦格雷问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有点无聊的本区警察。

    “在最里面那间屋子里。”

    “他没说什么？”

    “时不时往外看一眼，接过一次电话……”

    “警长早上跟他说什么了吗？”

    “跟他说他的老板遇害，他未经允许，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您当时也在现场？”

    “对。”

    “他有没有很惊讶？”

    “这个人城府很深。您一会儿见到就知道了。”

    麦格雷一边敲门，一边自己拧开门把手推开门。房间里非常整齐，床铺整齐到让人觉得昨晚没有人在这里住过。窗户旁边有一张办公桌，桌子旁边是一把皮椅。一名陌生男子坐在椅子上，看着警长向自己走来。

    很难判断这名男子的年纪。从外表来看，他有着很明显的阿拉伯人的特征，皮肤偏深色。如果只看他的脸，很难说他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一头浓密的黑发，没有一根白发。

    看见有人进来，他并没有起身迎接，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从他那矍铄的眼神中很难猜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觉得您应该会讲法语吧？”

    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是麦格雷警长，巴黎警署犯罪科总警长。想必您就是纳乌赫先生的秘书吧？”

    男子又一次点头。

    “您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福德·盖伊。”

    男子的声音低沉，好像有慢性咽炎。

    “昨天晚上这里发生的事情，您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没有。”

    “应该已经有人告诉您，您的老板昨晚死了。”

    “我只知道这件事。”

    “您当时在哪里？”

    男子一动不动。麦格雷当警察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棘手的询问对象。保姆的回答充满敌意又含糊其辞，荷兰女子只会说是或者不是。

    这位福德一身严肃的正装，白衬衣配深灰色领带，回答问题时一脸不屑。

    “您昨晚是在这里过夜的吗？”

    “从一点半开始一直在这里。”

    “您的意思是，您凌晨一点半才回来吗？”

    “我觉得您可以明白我的意思。”

    “在那之前您在哪里？”

    “圣米歇尔俱乐部。”

    “赌博俱乐部？”

    男子只是耸了耸肩。

    “俱乐部的具体地址。”

    “迪乐酒吧。”

    “您在里面赌博吗？”

    “没有。”

    “您在里面做什么？”

    “我记点数。”

    男子说这话时还有一丝陶醉。真是讽刺。麦格雷似乎并没有觉察到对方的敌意，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您回来时办公室亮着灯吗？”

    “我不知道。”

    “窗帘是拉上的吗？”

    “应该是。窗帘每晚都是拉上的。”

    “从门外看不到一丝亮光吗？”

    “门不可能透光。”

    “纳乌赫先生一般在那个时间已经睡了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他的情况。”

    “他晚上经常外出吗？”

    “他想出去的话就会出去。”

    “他会去哪里？”

    “他想去的地方。”

    “一个人？”

    “从家里走时是一个人。”

    “坐车吗？”

    “叫出租车。”

    “他不开车吗？”

    “他不喜欢开车。白天我帮他开。”

    “他开什么车？”

    “宾利。”

    “车在车库吗？”

    “我没去看过。有人不让我离开房间。”

    “纳乌赫太太呢？”

    “您想知道什么？”

    “她也有车？”

    “一辆绿色的黛安芬。”

    “她昨晚出去了吗？”

    “她的事情我不负责。”

    “您昨晚几点离开了房间？”

    “十点半。”

    “她当时在吗？”

    “我没有注意。”

    “纳乌赫先生呢？”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回来。他昨晚应该是在外面用餐的。”

    “您知道是在哪里吗？”

    “很有可能是小贝牛斯，他经常在那里用餐。”

    “家里的饭菜是谁负责？”

    “没有人，也可以说所有人。”

    “早餐呢？”

    “菲利斯先生的由我负责。”

    “菲利斯是谁？”

    “纳乌赫先生。”

    “您为什么叫他菲利斯先生？”

    “因为还有一位先生叫莫里斯先生。”

    “莫里斯先生是谁？”

    “菲利斯的父亲。”

    “他住在这里？”

    “不是。在利班。”

    “他家还有什么人吗？”

    “皮埃尔先生，菲利斯先生的兄长。”

    “他住在哪里？”

    “日内瓦。”

    “今天早上给您打电话的是谁？”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听到您的卧室里电话铃声响过。”

    “是我打电话到日内瓦，叫他们在方便时回我电话。”

    “皮埃尔先生？”

    “是。”

    “您通知他了吗？”

    “我跟他说菲利斯先生死了。皮埃尔先生几个小时后到。他搭最早一班飞机赶来。”

    “您知道他在日内瓦做什么吗？”

    “银行家。”

    “菲利斯先生呢？”

    “他没有工作。”

    “您做他秘书多久了。”

    “我不是他的秘书。”

    “您不是他的秘书？您刚刚还说您为他准备早餐，开车。”

    “我在帮助他。”

    “多久了？”

    “十八年。”

    “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我在法学院认识他的。”

    “巴黎？”

    他点了点头。这名男子一直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里，而麦格雷却开始烦躁。

    “他有没有敌人？”

    “据我所知没有。”

    “他有政务要处理吗？”

    “绝对没有。”

    “总的来说，昨晚十点半您离开家时并不确定他是否在房间。您之后去了一家叫做圣米歇尔的赌场，您不是去那里赌博，而是帮人记点数。您一点半回到这里，上楼时也没有注意到家里的其他人在不在家。是这样吗？您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直到今天早晨有人把您叫醒，告知您纳乌赫先生中弹而亡。”

    “中弹而亡这一点还是您告诉我的。”

    “您知道纳乌赫家的背景吗？”

    “不知道。这和我无关。”

    “他们夫妻和睦吗？”

    “我不清楚。”

    “我听说，他们夫妻两人很少一起出去。”

    “我觉得这种情况挺正常。”

    “孩子们为什么不住在巴黎？”

    “蓝色海岸更好吧？”

    “租这套房子前，纳乌赫先生住哪里？”

    “哪里都住……意大利……古巴发生革命前也在那里住过一年……我们在多维尔也有一套别墅……”

    “您经常去圣米歇尔赌场吗？”

    “一个星期两三次。”

    “您从来不赌吗？”

    “很少。”

    “您愿意和我下楼吗？”

    他们一起走向楼梯。他站起来后看上去比坐着时更显瘦。

    “您多大了？”

    “我也不知道。我出生的山区没有公民出生记录，但是护照上的年纪是五十一岁。”

    “那您的真实年龄是？”

    “我不知道。”

    莫尔斯带来的人把东西收拾好后开车离去。现在只留下他们两个人。

    盖伊对着地上的血迹凝视片刻，拉开桌子的抽屉说：

    “手枪不见了？”

    “什么手枪？”

    “布朗宁六点三五。”

    “珍珠外壳？”

    “对。”

    “纳乌赫为什么会有一把女用手枪？”

    “它曾经是纳乌赫太太的手枪。”

    “这把枪有多少年历史了？”

    “我不知道。”

    “他用过这把枪吗？”

    “他没有跟我说过。”

    “他有枪支携带许可证吗？”

    “他从来没有随身携带过这把枪。”

    在黎巴嫩男子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他又随手拉开别的抽屉，接着又拉开书柜下面的小柜门。

    “您能告诉我这些记满数字的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吗？”

    盖伊惊讶或者说轻蔑地看了警长一眼，在他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这是几家大赌场的点数记录。”

    这些彩印文件会被送到订阅这些数据的人手中。纳乌赫是做赌博生意的。

    麦格雷正想问下一个问题，拉伯特出现在门口。

    “您能上来一下吗，老板？”

    “有新情况？”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告诉您。”

    “盖伊先生，没有我的允许请您先不要离开这里。”

    “我可以去煮咖啡吗？”

    麦格雷耸耸肩，转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