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朱子之经学

    以上略述朱子论读书。其论为学，论读书，上两章之所言，皆在一般方法上，此下当略述朱子个人在学术上之实际成就，及其具体表现。但亦仅能略述其分治某一项学问之议论为主。至于对朱子每一项学问之内容落实处，则非此所欲详。经学为儒学之主干，自汉迄于北宋无变。理学创兴，二程自谓得孟子以来不传之秘，虽曰反求之六经，其实二程于汉儒以下之经学，殆亦不复重视。此风直至南宋，不革益烈。朱子说之曰：

    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

    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到那大而化之极处。中间许多，都把做渣滓，不要理会。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是大病。

    其实理学兴起，岂不即是要把秦汉以下中间一段全切断了都不用。但在朱子自己，亦认为伊洛说理远胜过了汉儒之说经。故曰：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于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如此则岂不亦将中间一段截断都不用。但朱子又曰：

    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著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然只在大路上。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

    今之学者，即指一辈承接二程之理学言，亦即是指程门流弊言。求捷径，便大害事。求钻山入水，更会大害事。故朱子又曰：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谈经之大患。

    求高，求深，求远而至于晦，此为当时理学家谈经四大病。其病来自不治经而谈经：

    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是好，被这人一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

    朱子明谓：今日理学家说经，其害已过于汉儒。又谓他禅家尽见得，而今学者不知。朱子对当时理家说经流弊之尽力剖击，实已远超于后人之攻击理学者之上。后人攻击理学，亦岂能如朱子之笃切而深至。朱子治经，一面遵依汉唐儒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理会，力戒自立说笼罩。一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就今《语类》所集，朱子告其门弟子，于二程遗说违失经旨而加以诤议与驳正者，约略计之，当可得二百条以上之多。其间有对某一条反复辨析达至三四次七八次者。连合计之，则总数当在三四百条以上。至于程门后学，乃及同时其他诸儒说经违失，朱子一一纠摘，语类中所见条数，不胜统计。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给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

    但就朱子研穷经学之所得，不仅在当时理学中杜塞歧途，而对汉以下诸儒说经，却多开辟新趋。循此以下，将使儒家经学，再不复是汉唐儒之经学，而确然会走上一条新道路。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亦可于此窥见其一面。以下当就朱子经学，分经叙述，首先略述朱子之易学。

    《易经》一书，北宋诸儒，自胡安定范高平以来，皆所重视。濂溪横渠康节，皆于《易》有深得。伊川毕生，亦仅成《易传》一书。但朱子于伊川《易传》颇不赞同。谓：

    易传推说得无穷，然非易之本义。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

    因此朱子乃作《易本义》一书。《本义》中所阐发，则认《易》本为一卜筮书。谓：

    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

    若把作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若似而今说时，便只是秀才用得。

    古时社会与后世不同，那时哪里有这许多秀才。故：

    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怎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此只是说著龟。

    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嫌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臆度。

    后人硬要自把一番道理来说圣人经书。朱子则就经书本文来求圣人意思。故又说：

    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易》中之卦辞爻辞，包括着许多事，随人问而指点其吉凶。朱子主张就事明理，伊川《易传》则只悬空说得一理，要人把此理来应事，此是朱子说《易》与伊川《易传》意见相歧处。换言之，伊川《易传》，乃是以理学来说《易》，朱子则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把《易》说通了，则自得为理学又平添出许多道理来。朱子又说：

    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

    朱子意伊川《易传》，非不是一部好书，识得义理者读之，可资磨砻入细。但不能由此启发人明《易》书本义，又不能启发人从《易》书来明得伊川此番义理。朱子又说：

    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

    把己意说经，易使人汩没在此等经说上，而于义理无个入路。伊川《易传》说得尽好，尚如此，则不论程门以下了。

    朱子又说：

    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

    此条尤具深旨。不仅伊川《易传》不合使未当看者看，即《易》之本经亦不合使未当看者看。要之《易》经不当使未接世变未穷事理者来作入门书。朱子又曰：

    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

    朱子意，读《易》者，不可有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尽在灯窗下读，则将于《易》终无所得。若谓朱子教人只主博学，主多读书，读书又只主逐字逐句详读细读，而忽略了朱子此等意见，则终是失了朱子论学宗旨。

    朱子又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此处朱子为人开示为学门径，及其次序，而谓《易》非教人之书，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此真是大儒卓见，从来学者未曾说及。

    朱子又说：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

    此处根据古《易》版本，分别次第，其果为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与否，且不详论。要之《易》之本书，有此三阶序。朱子意，孔子已是根据了《易》之卜筮来说道理，伊川又别自说出一套道理，此当就其各自说的道理处来看，不必牵合《易》之本书来说。朱子《易本义》，则求摆脱了孔子说《易》乃至伊川说《易》，而只本《易》书来求《易》义。

    然则伊川《易传》所说道理，既不从《易》之本书来，又从何处来？朱子说：

    他说反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

    后人见二程自言，反求之六经而得，又伊川毕生只成了一部《易传》，遂认为其学从六经来，从《易》来，朱子则说只是先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此等处，实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前人学术真血脉处。在理学界中真是道人之所不能道。

    伊川言《易》，伊川前濂溪康节横渠亦皆言《易》。或谓濂溪康节言《易》，皆从陈抟来。但陈抟前又有魏伯阳等言《易》。此等也如孔子言《易》，各发义，既皆非《易》之本义，则只有就各人所言来分别衡论各人之是非。如此等处，朱子意见，可谓极宏通，又极细密。后人纷纷疑难辨诘，皆失朱子之渊旨。

    朱子既主《易》为卜筮书，因而注重到《易》中之象数，反似更重过于《易》中之义理。朱子说：

    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工夫。

    言象数，乃是从卜筮，即文王《易》，更向上推，而到伏羲画卦，即伏羲《易》上去。因此朱子言《易》，有许多处却接近汉儒。朱子于作为《易本义》之后，又作《易启蒙》，竭力主张康节之先天图，此层更启后人纷争。

    抑且朱子论《易》，除《易》之本义外，大而至于无极太极，先天后天，又下而至于如世俗所流行之火珠林灵棋课之类。盖亦是分着三阶序来治《易》。一是从象数方面，直从伏羲画卦到康节先天图为一路。一是从卜筮方面，直从文王周公爻辞到后世火珠林灵棋课之类为第二路。一是从孔子十翼到濂溪横渠康节论阴阳为第三路。其他如《参同契》言养生之类又在外，朱子皆各别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人乃鲜有知之者。故其与人书有曰：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

    其门人有云：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若伊川《易传》，则为以道理来说《易》之第三阶序，而说得太多之尤者。观此两条，可以想像朱子论《易》之大概。

    以上略述朱子论《易》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诗》学。

    朱子治经，成书两种，曰《易》与《诗》。朱子谓：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学者尽宗毛氏。推衍说者，独郑氏之笺。唐初诸儒疏义，百千万言，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本朝刘欧阳王苏程张，始用己意有所发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

    此论汉儒治《诗》，本不专于毛郑。宋儒亦能于毛郑外用己意有所发明。

    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

    宋儒能自出己意，有所发明，是其长。争立门户，使学者无所适从，是其短。不仅《诗》学如此，其他经学亦然。不仅治经学者如此，即理学亦复然。朱子之所以教人，则必：

    兼综众说，融会通彻。一字之训，一事之义，必谨其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出于前人，而必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

    此乃朱子称其老友东莱所为《家塾读诗记》之语。而朱子之衡评汉宋，指导当前，其意灼然可见。又谓东莱书中所引朱氏，实熹少时浅陋之说，其后自知其说未安，有所更定，而东莱反不能不置疑。盖朱子治《诗》，先亦多宗毛郑，后乃翻然易辙者。

    朱子又自道其解《诗》工夫，谓：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此项工夫，可分三层。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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