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朱子论禅学

与理学来代替出自唐以来直到当时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那一套禅学，其事也实在不容易。

    问释氏入定，道家数息。曰：他只要静，则应接事物不差。曰：吾儒为何不效他恁地？曰：他开眼便依旧失了，只是硬把握。不如吾儒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或说：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运。曰：他不行不运固不是，只是吾辈运行又有差处。他是过之，今人又不及。

    此条又说到老释守静，其实当时理学家主静也从方外来。开眼便依旧失了一语，说静坐之病最直截最恰切，清儒颜习斋又把教人静坐来诟病朱子，其所设镜花水月之喻，正即是朱子开眼依旧失了六字。朱子又说：他是过之，今人又不及，此亦指心地工夫言。要做到内外本末心事合一，无过无不及，恰中恰好，那是朱子心学之理想。

    或问告子之学，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杀了，不如佛家底活。今学者就故纸上理会，也解说得去，只是都无那快活和乐底意思。似他佛家，虽是无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

    此条说既要惬心，又要当理。若此心无受用，不快活，难免人要逃入禅去。但若使一切运用不能当理无差，亦振不起儒学传统。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一指点，乃理学兴起渊源所在。凡朱子论心学工夫，则要把握此两面。所谓孔颜乐处，亦在此两面上，不在任何一面上。

    举佛氏语，曰：千种言，万般解，只要教君长不昧，此说极好。它只是守得这些子光明。吾儒之学，则居敬为本，而穷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处在此。

    或以为释氏本与吾儒同，只是其末异。某与言，正是大本不同。只无义以方外，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

    此分辨极重要。不能说佛家已得其体，再把儒家来加上纲用。亦不能说儒佛之辨乃是本同末异。据朱子意，内外本末原是一体，末正所以完其本，外正所以全其内。真有了此内，则必然有此外。真有了此本，则必然有此末。今既无外无末，便知非即是此内，亦非即是此本。

    又曰：

    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所以不可推行者，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圣人之道，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

    朱子既辨禅家认作用为性，又说其分性与用为两截。因禅家所说作用，只说的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视，耳能听，犹如告子说食色性也，只是禅家说得更高更活。今谓其性与用分为两截者，乃指人生界之修齐治平乃及参天地赞化育之一切用而言。此等始所谓功用充塞天地，但却不能谓此等皆已违逆了人性，或离开了人性。

    或问孟子言尽心知性，存心养性，释氏之学，亦以识心见性为本，其道岂不亦有偶同？朱子曰：

    佛氏之所以识心，则必别立一心以识此心。其所谓见性，又未尝睹夫民之衷，物之则。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则物之所感，情之所发，概以为己累而尽绝之。心者，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惟其理有未穷，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不照。私或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体有所不存。圣人之教，使人穷理以极其量之所包，胜私以去其体之所害。因其一以应夫万，因其主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未尝曰反而识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释氏之云识心，则必收视反听，求其体于恍惚之中，此非别立一心而何。

    此言禅家所认识之心，实与儒家所认识者大有不同。当时理学家多染禅学，不能辨此，而竞言识心，朱子剖析驳难，精卓畅尽，惜乎此处不能详引。要之，理学家言心性，佛家禅宗亦言心性，此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而惟朱子为能辟之豁如。朱子又言：

    今人见佛老家之说，或以为其说似胜于吾儒，又或以为彼虽说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与之辨。

    朱子自比其辟佛辟禅，如孟子之辟杨墨。在当时，朱子与学者门人往返书牍，当面问答，随机应对。此等人亦皆依据孔孟，称道伊洛，而不自知其浸染陷溺于佛说禅学中。朱子一一为之出正解，破迷误，使儒释疆界，判然划分，此固是朱子大贡献所在。然朱子又常称道禅林中人，谓：

    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

    某见在名寺中所画诸祖师人物，皆魁伟雄杰，宜其杰然有立。

    某常道，他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没人。

    又曰：

    老佛亦尽有可取处。

    惟朱子真识得禅，故既能加以驳辨，亦能加以欣赏。今谓理学即自禅学来，此固不是。谓理学家辟禅仅是门户之见，此复不是。然欲真见理学与禅学相异究何在，相争处又何在，则非通览朱子之书，亦难得其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