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朱子论象山

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柙而已。何足道哉。

    此处即是《大学格物补传》之所主。在朱子意，孝弟忠信，只属小学事。只是人之常行，日用之间一立脚处。圣人之教亦以是为先。但若极言之，孝弟可以通神明，忠恕可以达一贯，但其间必经过大学一番格物之教，讲学穷理，大有事在。否则

    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若不博学，气质纯底，将来只成一个无见识底呆人。若是意思高广底，将来遏不下，便都颠了。

    所以又说：

    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令之所谓识心者，乃将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议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此等话，在朱子，亦并不一一针对象山而发。当时理学家风气，过分看重了心，看轻了事。又谓理在心，不在事。又因是而看轻了向外面去求知识。故朱子要说：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原无间隔。

    此处所提本末内外，似乎是当时一般理学家所共同认为的一项重要区别。即如二程，向不提及濂溪之《太极图》，又不和康节谈数学。伊川于横渠《正蒙》，则谓其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明睿之照本于内，考索所至则在外。伊川又谓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本之内，见闻之知求之外。此在二程，亦显见有重视内本轻忽外末之倾向。程门诸儒，此一倾向益显。朱子虽宗二程，然言下竭力要泯此内外本末之隔阂。其为《六先生赞》，于二程外又增入周张邵马四人。又在二程中，自谓较近伊川。若从此方面推扩，则理学风气，将为丕变。然在一般理学家眼光中，则朱子似终不免有在枝叶上用力，近乎有驰外之嫌。象山兄弟，实亦以此意见看朱子。象山极重明道，而于伊川则颇致不满。朱子之言象山，则曰：

    看子静书，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

    又曰：

    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只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

    在朱子意，亦同样主张一切须自我胸中流出，亦主张万法都从心中流出，但又另开一面，主张从外面流入，来广大己心，发明己心。此一面，象山则谓之是支离。朱子又谓自明道转出谢上蔡，自上蔡转出张旡垢，又自旡垢转出了陆象山。象山自谓得之孟子，但朱子则指其亦从程门来。后人袒护象山，谓象山之学亦源自明道，其实朱子已早发此意。

    朱子又曰：

    抚学有首无尾，浙学有尾无首。

    抚学即指象山，浙学则导自朱子老友吕祖谦东莱。但若要在二者间择取其一，朱子则宁取抚学。若不先有内本，则失却了理学传统精神。但朱子则更要由本及末，由内向外，有了首还要有尾。至若有尾无首，则将更遭朱子之呵斥。

    由上所述，可见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极高，朱子极欲与象山密切讲论以归一是，并时欲对彼我两家异见得一调和。故曰：

    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

    此处朱子辞极谦退，然亦仍是牢守平日讲学宗旨，总是要本末内外一贯交尽。惟此项工夫，却甚难到达一恰好恰中之境界。往往不偏在这边，便易偏到那边。即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家中，亦只是要去短集长，求得一恰中恰好。而朱子对于自己工夫，亦时时有反省自谴之辞。在主意上则要不堕一边，而在工夫上，则每觉不遽是恰中恰好。若不明白到朱子这一番心境，则见朱子说话，往往忽彼忽此，像是没有定见。而象山听到朱子这一番说话，却云：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此一说，在朱子看来，亦并非不是。朱子所争，乃在知了尊德性以后，还须得道问学，不要尽靠在一边。不要尽把一边话来开导他人。此处恐是朱陆两家异见之症结所在。后人或有谓象山实是承接明道，伊川与朱子则走入歧途。从极严格之理学传统言，此亦不得谓之全不是。但朱子在理学传统中，意欲恢宏疆宇，廓开道路，把求知精神与博学精神充分加入，则此两家异见，自难调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