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

p;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出。

    伊川称明道之卒，当时同以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推朱子之意，似未必于伊川之言完全首肯。厥后黄震东发传朱子之学，于此一端，特再提出。全谢山《宋元学案》，首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高平，亦以此三人为首，乃见宋学理学之一贯相承，亦明标其意为一本于朱子。

    老释之学，理学家同所申斥。朱子于庄老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加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有精辨。于理学家中，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全本于朱子。

    以上略述朱子集宋学理学之大成者，大致具是。此下当进而述及朱子集汉唐儒大成之所在。

    汉唐儒之学，主要在经，亦可谓其时则儒学即经学。宋儒之学不专在经，文史百家之业与经学并盛，故可谓至宋儒，乃成为一种新儒学，经学仅占其一部分。抑且汉唐儒经学之成绩，主要在章句注疏，宋儒经学，不拘拘在此，重要在创新义，发新论，亦可谓宋儒经学乃是一种新经学。朱子治经，承袭北宋诸儒，而其创新义，发新论，较又过之。然朱子亦甚重汉唐经学之传统。

    朱子极重视注疏，其早年为《论语训蒙口义》，即曰：

    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

    此则自始即以会通汉唐经学于当时新兴理学家言为帜志。直至其最后《论》《孟》集注、《中庸章句》成书，此一帜志终亦不变。朱子又曰：

    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理学家风气，正在要论道，朱子将论道与解经分开，最为明通之见。不仅以此矫北宋诸儒之病，更要乃在矫当时理学家之病。

    朱子于汉唐儒最重郑玄，曾曰：康成也可谓大儒，考礼名数大有功。人只是读书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说了。只是不曾读得郑康成注。其弟子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又曰：

    近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摆脱传注，须是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不可不戒。

    又论《中庸》至诚无息一段，谓诸儒说多不明，只是古注好。

    郑氏说有如是广博，知是深厚，章句中虽是用他意，然当初只欲辞简，反不似他说得分晓。

    朱子之于郑氏，其推尊如是。其解《中庸》至诚不息一段，尽弃当时理学家言，单采郑说，可谓是只眼孤明，迥出寻常。晚年修礼书，有曰：近看得周礼仪礼一过，注疏现成，却觉不甚费力。又屡告其及门同预纂校之役者必注意注疏，奉为根据。

    朱子重郑玄外亦重马融，并亦推重其他诸家。

    有曰：

    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

    又曰：

    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

    又曰：

    礼记有王肃注煞好。

    虽专反郑玄如王肃，朱子亦有推许，此与后世之专一尊郑媚郑者，意趣亦复大异。

    然朱子于古注，亦非一味推尊。尝曰：

    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又曰：

    古来人解书，只有一个韦昭无理会。

    又曰：

    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朱子论经学，既重注疏，亦重专家与师说。尝曰：

    圣贤之言，有渊奥尔雅，不可以臆断。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见闻所能及。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但其守之太拘，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气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注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以意扭捏，妄作主张。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

    然朱子意中所谓家法，亦不专限于汉儒。又曰：

    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栻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

    是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差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其言决非过夸而逾量。

    今就朱子所举宋代经学名家，其中理学家，仅伊川横渠两人，而濂溪明道皆不列。程张以下，仅列杨时吕大临，其他理学家亦不得与。可见当时理学家之于经学，在朱子意中，实多浅尝，非能深涉。厥后顾炎武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理学哉，此言亦恐不为朱子所首肯。而当时理学家谓二程直得孟子不传之秘，于汉唐以下经学，搁置一旁，不加理会，斯亦决非朱子所同意。

    朱子又不仅于经学如此，尝谓：

    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

    此乃朱子之自信语。亦是朱子确曾下过工夫，故能有此自信。可见朱子于各家说庄老者，亦曾博观纵览，乃欲以解经方法来解子，解庄老二书，运用纯客观方法，以求发得庄老二书之本义与真相。惟因精力不敷，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其实朱子之解濂溪《太极图说》与《通书》，以及横渠之《西铭》，其所运用之方法，亦是一种解经方法。朱子至友如张南轩，亦谓朱子句句而解，字字而求，不无差失。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新说愈兴起，传统愈脱落。此风在北宋诸儒已所不免，而理学家尤甚。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其为注解，无论古今人书，皆务为句句而解，字字而求，此正是汉儒传经章句训诂工夫，只求发明书中之本义与真相，不容丝毫臆见测说之参杂。此正是经学上传统工夫。明得前人本意，与发挥自己新意，事不相妨。故经学之与理学，贵在相济，不在独申。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朱子学之着精神处正在此。

    以上略述孔子以下迄于朱子儒学传统之流变，及朱子之所以为集儒学之大成者，大体竟。下当转述朱子本人学术思想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