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nbsp;老子谓天地间惟有此较可常者，故人之知识乃有所凭以为知。故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庄子认为天道不可知，而老子则转认为可知。试问其何由知？老子亦已明言之，曰：执大象，天下往。以天地万物一切演化之胥无逃于此大象也。故曰：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此乃《老子》书中所特别提出之一种甚深新义，所由异于庄周。居今而知此两家持论之异，则亦惟有凭于考据训诂以为知耳。

    上之所述，特举《老子》书开宗明义两语为说，以见欲明古书义理，仍必从事于对古书本身作一番训诂考据工夫。此即在宋儒持论，亦何莫不然？如程朱改定《大学》，阳明主遵古本，此即一种有关考据之争辨也。又如朱王两家训释格物致知互异，此即一种有关训诂之争辨也。居今而欲研治宋儒之义理，亦何尝不当于宋儒书先下一番训释考核之工乎？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欲知圣人之心，必读圣人之书。欲读圣人之书，斯必于圣人书有所训释考据。否则又何从由书以得其心？象山有言曰：六经皆我注脚，试问何以知六经之皆为我注脚乎？岂不仍须于六经有所训释考据？象山又曰：不识一字，我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然固不谓不识一字亦能读古人书，可以从书得心，用以知古人义理之所在也。

    然治《老子》书，欲知《老子》书中所持之义理，其事犹不尽于上述。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论其世也。读《老子》书，考核《老子》书中所持之义理，而不知老子其人，则于事终有憾。不幸老子其人终于不可知，则贵于论老子之世。以今语说之，即考论《老子》书之著作年代也。虽不知其书之作者，而得其书之著作年代，亦可于此书中所持之义理，更有所了然矣。

    考论一书之著作年代，方法不外两途。一曰求其书之时代背景，一曰论其书之思想线索。前者为事较易，如见《管子》书有西施，即知其语之晚出。见《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即知其语当出于秦人一统之后。梁任公辨老子书晚出，亦多从时代背景着眼。余定《老子》书出庄周后，其根据于《老子》书之时代背景以为断者，所举例证，较梁氏为详密，然就方法言，则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惟余论老子书之思想线索，则事若新创，昔人之运用此方法者尚鲜，爰再约略申说之。

    人类之思想衍进，固有一定必然之条贯可言乎？此非余所欲论。余特就思想史之已往成迹言，而知当时之思想条贯，则确然有如此而已。以言先秦，其人其世其书，有确可考而无疑者，如孔子，墨子，孟子，庄周，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吕不韦，皆是。就于其人其世先后之序列，而知其书中彼此先后思想之条贯，此亦一种考据也。然先秦诸家著书，亦有不能确知其书之作者与其著作之年代者，如《易传》，《中庸》，如《老子》，如《庄子》外杂篇皆是。然其人虽不可知，而其世则约略尚可推。此于考求其书时代背景之外，复有一法焉，即探寻其书中之思想线索是也。何谓思想线索？每一家之思想，则必前有承而后有继。其所承所继，即其思想线索也。若使此一思想在当时，乃为前无承而后无继，则是前无来历，后无影响。此则决不能岿然显于世而共尊之为一家言。故知凡成一家言者，则必有其思想线索可寻。

    探求一书之思想线索，必先有一已知之线索存在，然后可据以为推。前论思想条贯，即此各家思想前承后继之一条线索也。就其确然已知者，曰孔墨孟庄惠公孙荀韩吕，综此诸家，会通而观，思想线索，亦既秩然不可乱。今更就此诸家为基准，而比定老子思想之出世年代，细辨其必在某家之后，必在某家之前。此一方法，即是一种新的考据方法也。

    思想线索之比定，亦有甚显见而易决者。如《论语》重言仁，而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曰：天地不仁。此即老子思想当晚出于《论语》之证也。《墨子》书有《尚贤》篇，而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又老子思想当晚出于墨子之证也。世必先有黑之一语与黑之一观念之存在，乃始有非黑之语与非黑之观念之出现，故曰此显见而易定也。

    循此推之，庄惠两家，皆言万物一体，庄子本于道以为说，惠施本于名以立论。今《老子》书开宗明义，道名兼举并重，故知老子思想又当晚出于庄惠两家也。然则先秦道家，当始于庄周，名家当始于惠施，不得谓老子乃道名两家共同之始祖。老子特综汇此两家，而别创一新义耳。此种思想线索之比定，则较为深隐而难知。

    然更有其深隐难知者。试再举例。如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此一条立论甚新奇，遍求之先秦诸家思想，乃甚少同持此意见者。有之，惟公孙龙之《坚白论》。公孙龙主坚白可以外于石而相离，故曰：拊石得坚而不得白，视石得白而不得坚，故坚白石可二不可三。就常识论，石是物体之名，坚白乃象状之辞。物体是实，象状则虚。石为一实体，而兼包坚白二象状。故坚白相盈，不相离也。公孙龙顾反其说。循公孙龙之意，岂不象状之名，可以脱离于物之实体而独立自在乎？《老子》书正持此义。常识谓所视所听所拊，皆必附随某一物之实体。老子似不认此说，乃谓所视所听所拊，本皆相离，各别存在，乃由于不可致诘，故遂混而为一焉，此非其立论之有与公孙龙相似乎？

    详老子之意，天地最先，惟有一物混成，是即其所谓道也。道之衍变，先有象状，再成具体。如此言之，则抽象之通名当在先，个别之物名当在后。浅说之，老子若谓：天地间当先有黑白之分，乃始有白马白石白玉白雪白羽之分。黑白之分较先较可常，而马石玉雪之分，则较后而较为不可常。故《庄子》书屡言物，而《老子》书屡言名，屡言象，更不言物。此两书之显然异致也。盖庄子虽屡言于物，然庄子实主未始有物。既谓未始有物，故老子承之，乃改就一切象状之可名者以为说。此庄老思想大体之不同，亦可以由此而推也。

    盖名之为用，愈具体，则可析之而愈小。愈抽象，则可综之而愈大。惠施分言大一小一，即所以推论万物之一体。而公孙龙变其说，谓坚白石相离不相盈，则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天地间万名，各离而自止于其所指。而老子又变其说，乃成象名在先，物名在后，以证其天地之原始于不可名状之道。然则老子之思想，岂不与公孙龙有一线索可寻乎？

    公孙龙又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以公孙龙书与《老子》书互参，则公孙龙之用此指字，亦犹《老子》书之创用一象字也。就人言之曰指，就物言之曰象。凡天地间一切物之抽象之名，此两家皆认其可以离物而自在，此皆人之所由以知于物而就以指名于物，象状于物者也。如曰此物白，白即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亦即此物之可形容，可名状之一象也。故知老子之说，实与公孙龙相近。而公孙龙之说，则显为承于惠施而变者。而庄子则讥惠施，曰：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然则，坚白之说，惠施唱之，公孙龙承之，所以成为当时之名家。庄子不喜其说，主于观化而言道，所以自成为当时之道家。今老子乃承于庄惠公孙之说而又变，遂兼揽道名两观念，而融会为说。又不言坚白，而更称夷希微，则益见为抽象，此即老子之所谓玄之又玄也。即此一端，岂非思想线索之犹可微辨而深探之一例乎？凡此云云，则必博综会通于先秦诸子思想先后之条贯而后始见其必如是，故曰：非通诸子，则不足以通一子也。

    言清儒考据者，率盛推阎百诗之《尚书古文疏证》。然《古文尚书》乃有意作伪，故有伪迹可寻。《老子》书则自抒己意，彼非有意作伪，又何从抉发其伪迹？故余书之辨老子，与阎氏之辨《尚书》古文亦复不同。盖余之所辨，特亦孟子之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作意不同，斯方法亦不得不随而变也。昔宋儒欧阳修，疑《易传》，疑河图洛书，其语人曰：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六经，非一世之书。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以无终极视数千岁，顷刻耳。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老子》亦非一世之书。其书固不伪，而说之者多伪。以有伪说，遂成伪书。《老子》书至今亦逾二千岁矣，至于余而始为此辨，窃亦有意自比于欧阳。则余说之成为定论，岂能不远有待于后人乎？至于汉宋门户之辨，则固不以厝余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