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术训(下)

，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strong>晏婴</strong>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 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淫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骚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阴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质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