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术训(上)

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淫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淫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 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阳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