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民的心

    征尘

    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了军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善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抄着手，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澄澄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进城。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车夫拍着板门喊道：

    “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浅黄的灯影。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

    “一会儿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桌子，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从哪儿来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个好地方。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胖子谦让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了深灰色。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天阴着。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

    “谁知道呢？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他为自己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

    “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藏着许多的细尘。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Ja！”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吗？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

    “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

    “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

    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雪浪花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靠岸的渔船上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得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吗？”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渔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分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地说：“你有七十了吗？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臂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了。”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像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老泰山说得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得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倒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得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通通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中国人民的心

    已经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爬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的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吗？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我去看那位烈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夜里睡觉，浑身刺得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些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绍英回信了，写得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支钢笔。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最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嚷道：“‘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得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战线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得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巴，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吗？”

    史元厚会笑着回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的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象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得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蔫，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你是怎么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转眼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起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族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叫龙潭岭。岭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龙潭池，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就先走了。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地样子。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龙潭池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轰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凉了。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党？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吗？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叫赵元弘，住在龙潭岭背后，村名是三龙里。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〇年秋天敌人进攻朝鲜北半部时，把他爹抓去杀了。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睡好，脸色显得很愁苦。一见到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得了呢？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烈士的遗体葬到龙潭岭上。岭下临着龙潭池，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又把龙潭岭改叫作“史元厚岭”，龙潭池叫“史元厚池”。千秋万代，望见这片山，这片水，朝鲜的子孙就会想起这个人来。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木棉花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轻细的毂纱已经披上仕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掮，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仕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佬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翅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高射炮的声音是急剧而响亮的，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了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了。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疽疮。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疮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他似乎是在做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它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地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久而久之，‘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通同作弊，谁也不告发谁！”

    他把两手一张，愤愤地加添说：

    “你看，前线打得多急，后方还是乌烟瘴气！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但我不同意他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广九路通车了。傍晚才开驶，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堆成垛，如果车厢不坚牢，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高等难民！他们有钱，要命，逃避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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