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傍 | 萧乾

胧地回到现实来。

    我喘出一口闷窒的气，顿时感觉清醒了许多。扶着桌沿，我想往外走。我一点儿没察觉同事皆在注目看着我。他们觉得我这呆相有点异常。

    “哎，干吗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盘问。

    “不行，我得去见经理。第三矿井险得很。”我挣扎着往外走。

    “得了，规规矩矩记你的账吧！”另外一个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势捏着烟蒂，耸了耸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雾，轻率地拦着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解恨，只听他说：“矿井早请好人了，不用你操心。刚由伦敦到的，一对洋囝囝。哼，蜜月，甜不了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时分，好像温习一种将忘却的课程，或寻找遗失了的什么似的，我搭了汽车，怀着无限鲜奇的心情，重访赖飞路，这都市的那只胳臂。

    方块房子里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赶忙避开了。毛织厂的高大烟囱也还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尽的气。大学的楼窗已燃起灯光了，可是我最关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跄地向前扑奔着。

    呵，伟大、玄妙的劳动！仅仅才两个礼拜么，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横竖的木架和半堵短墙了，却是一座西洋风景画里常见到的平屋，高耸尖锐的屋顶上面铺着齐整的青色薄石片，那些赭色的方砖已透出微微的灯光了。如果再有些蔓生植物攀在上面，我们简直可以疑为某田园诗人的故居。我遥遥地感到莫名的骄傲，因我曾守着这古雅房屋的长成。

    我用极羞怯迟疑的步子趋近，生怕这熟悉的影子会惊动了平房幽静的灵魂。我撩触着道旁的针松，嗅着周遭的草香。我亲眼看着叠起的那四层洁白石阶上面，这时已有一个铁纱门了，门里透出被绢罩滤成淡绿色的灯光。我倚着离门五六码的一株白杨，静观着灯下的动作。

    咦，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小圆桌，桌上齐整地摆着金属和磁制的家具，中间放着一只细长的绿花瓶。但主人呢？没有影儿了！前些日子我眼看砌成的墙，这时已涂上了淡咖啡色的漆。主人似乎对这颜色有特殊的爱好，连那些新制木器也无一不是这颜色的。镶在壁上的是两幅油画，朦胧地我在辨识着上面依稀的景物。

    忽然有咯咯的脚步声由身后传来，夹杂着还有口哨和笑声。一对青年男女向我这边走过来了，我忙闪过身去。黄昏盖住了一切的细物，但那窈窕的身腰，那挽臂的亲昵我是可以辨认得出的。我想，他们必是一对走路的人。

    但是，突然他们驻足了，男的打了一阵尖锐但颇悦耳的呼哨，就向房里喊了一声“仆爱！”

    ———— 呵，幸福的人们！

    男的轻轻地推开了门，扶着让女的先走进去。然后，一个白衣侍者由里面迎了出来。女的随手把一束小野花插到桌上的花瓶里，返过身来；我猜得出，那是一个适意的微笑。

    暖暖的热气由侍者手托的盘子里腾上时，纤细的手指忙用黄油果酱涂抹起面包。好像那片黄油便是爱情的醴泉似的，两个争举着自己抹好的递给对方。两颗金黄黄的戒指闪亮着。面包结果是互相交换了，两人都似成就了一件惬心事。我看到了女人的脸，白皙椭圆的，好像生来就是为笑的。她有一头金黄的美发。她时常把银亮的叉子横在唇边，眼睛便凝看着对面的丈夫妩媚地笑。

    饭后，在侍者收拾食具时，忽然有了留声机的声音。那调子我极熟悉，那是最富青春幻境的《丁香花下》。随后，留在窗口的只剩一对头颅了。靠墙准是一张只容得两人的沙发，我猜得出。随了留声机，有了男女低微的合唱声。唱到“我俩携手遁迹人间，躲避到谁也寻不见的地方”时，另一个头颅由窗口沉没下去了。我知道那金黄头发该贴近一具坚硬的胸脯领受一番温情抚眷了。然后，男的用极柔和的中音低唱：“你我偕老终生，爱情美梦永不沉沦。”

    室内过分的温暖却变成一股冷气向我扑来。我没有勇气再听了。我转过身，垂着头，撩触着松针，兀自踱了回来。

    可是次日黄昏，我又立在那棵杨树旁边了。我有一种病，我喜欢让别人享受那实体，我贪爱那感觉。于是，无形中我又把这平屋当作我精神中的家了。仆仆地由闹市里走过一条悠长的路，来看“我”这新家。我知道，走过每根灯柱，上面都有四颗白白眼睛讥笑我的痴愚。它们散乱地摇曳着我孤单的影子，要我省悟。远处传来闹市一阵阵喧嚣，起伏如涛波，也像是在指指掇掇地讽刺我，但我仍梗着脖颈，不自禁地我又走近了那平屋。

    平屋阶下有一个人在修剪适才为暮霭抚遍过的草。他伛偻着腰，像是吃多了两盅，嘴里低哼着不三不四的调子。也许为我的脚步声所惊动，他忽然抬起了头。在暮色苍茫中，我模糊地认出那不是一张生疏的脸。

    “哦，先生！”他伸直起腰来。那黄瘦高颧的脸即刻使我联想起热腾腾的茶碗和手巾，随后我才忆起这是矿务局里的一个听差。

    “怎么，老冯，你来这儿干吗？”

    “是————总务司派我过来的。您不知道这是新来的工程师，海先生的家？”

    海先生？难道就是前天同事谈过的技师？不会那么巧，但老冯偏一口咬定这海先生夫妇是新打外洋来的。我没想到这使人嫉妒的家便是他的。幸福的人呵！我叮嘱老冯不许声张。我不愿扰动别人的安静，我要默默地守着他们领取幸福。

    回到局里，我又后悔起还不曾报告上司矿山不稳的事。我的工作虽说是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但工人性命所系的事我怎能漠视呢！唉，我这人真不中用！补报呢，又自露马脚，找经理责备，记恨。我咬着下唇在房里用紊乱的步子量着地板。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隆隆的铁车又在我耳畔响起来了，那些黧黑的鬼脸似乎呲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指骂“你这人————你这该杀的人哪”！

    ————如果去呈报……

    我这样试着想，即刻上司一张难看的脸色摆在我幻象中了。也许是撤职，也许————横竖结果是不会好的。

    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你睡觉了么？（多难听的话！）

    那天黄昏，倚着道傍的白杨我看见绿灯光下有女人在嘤嘤地哭着呐。她倚在男人的怀里。

    “你不能去说说么？刚到一个星期就下矿！而且是在蜜月里！”女人紧紧地抓住丈夫的领带，呜咽着，絮絮地求着。她那副玲珑的脸蛋这时已沾满了泪渍，浑身还不时抽搐着。

    “贞妮，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着那柔蓬的头发滑着。他仰了头，心里像在打仗。他凝视着灯光，手却仍在轻拍怀中战栗着的肩膀，呓语似的自己嗫嚅着：“世界是一整个，我们没法子脱离它，另盖一座乐园。它嫉妒，它不准。它将动手拆毁————”

    那一夕是凄凉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话别。我直守到两人进房里收拾什物去，才怀了一颗沉重的心，踱了回来。

    走过那方方的建筑时，我听到一阵阵疾速的音乐，夹着悉索的衣裙相触和脚步杂沓的声音。窗口露着许多只胳臂，上面闪烁着许多亮光，如流星。几个孩子堵在三楼的窗口，托着小腮帮在数着往来的汽车。他们是被妈妈驱到卧房里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样，跳舞会对我也是无趣的。我快快走开了。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勇气把散步的路程延长到那平屋了，因为遥遥地，我已由楼下的漆黑，想象出楼上靠东南角那盏残灯下是有着怎样狼狈的泪面了。推红灯的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在他未把红灯散尽时就兀自折回去。

    “先生，你张望些什么？你的路比我的应该还长呢！”他扶着车把关切地问我。半车红光把他苍老的脸照得不知年轻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细长灯杆，无心地拈着松针。

    “我不懂得你们年轻小伙。”红灯老人似乎不甘费力猜测，就重新撑起车把，缓缓向前推去。一盏盏红灯随着他的足迹，散在道旁。

    谁也未料到灾难如一机杼压根儿在不停息地制作着呐。星期五的下午，局里连连接到矿井管理处几次紧急长途电话，报告井势不稳的消息。呵，没有人再比我那时痛苦了！我深悔不曾报告上司。几次我抓住头发想用凶犯自首的勇气跑去报告一声，但另一个狡谲的声音总在我里面问：

    ————那样有什么用呢？

    星期六一大早，我还没起床时，宿舍甬道就有嘈杂的谈论了。在我们这通行睡早觉的宿舍里，这不是常有的。平日，这时分茶役提着热水壶由门口走过都蹑着脚尖，今早，骚动代替了原有的平静。我侧着身，听到许多扇门开了，一定有许多只脑袋由门缝伸了出来，因为随即听到许多人问：

    “喂，老马，怎么回事呀？”声音里都带着充分的惊怖。

    我忍不住了。我踢开被盖，裸着脚奔了出来。

    “什么事情呀？”我一把扯住茶役的袖口，睁了大眼问。

    “矿井出乱子了，活埋了三十四十！”

    呵，三十四十地活埋，我头昏了。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顾不得洗脸就走出房门了。同事看我那般慌张，以为有我什么人死在里面了。

    “嘿，你干吗着慌呵，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个鬼子工程师。”

    鬼子工程师？这是梦呵！一切我担虑的就全为噩运成全了吗？我直瞪着凶凶的眼睛，闯进那个拦我去报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还在安闲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里拔出涂满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这个凶犯！”

    他愕然了。他仔细端详一下我颤抖着的脸，就若有机密地赶忙关上房门。

    “老常，都是你，拦我，拦我。瞧，这下我们拿什么脸活下去！你说说————”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诿着杀人的罪名，向他懑怨着。

    听完我的一片良心发现后，他一脸的紧张严肃倒松开了。他重新拾起牙刷。他甚而微微有点嘻笑了。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就正为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损失。

    这话能作为大赦令吗？不，不，可是我觉得肩膀轻松多了。我开始了悟自己只是个小职员，把偌大惨剧的责任都拉到自己背上有些可笑。

    但心上总还有点什么在绞缠着，使我洗不掉脸上犯罪者的形貌。我什么都敢想，就怕想起赖飞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里的电话铃不息地响着。工人戚友殷切的探问，新闻记者好奇的探问……但经理有话，关于这事不准泄露，只准用“真相尚未明了”来搪塞。

    但这事终于被证实了，因为廿七具尸体已经挖了出来。许多哭成泪人的家属用笨重的车辆来领取一张五十块钱的支票和一具装殓了尸首的薄木棺材。

    年轻工程师的黑漆棺材，用扎了白绸的汽车一直载到赖飞路道旁的万寿公墓去了。

    同事们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随了一份。但追悼会和葬礼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们一回来便学说灵柩入土前，教堂牧师祝祷声的沉痛宏朗，并连声夸奖那女人多么年轻、美丽。他们比较英美女人身材的特点，又研究起一个美丽女人呜咽时的妙态。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很关心这小孀妇，讨论了许久。

    我不曾说什么。

    过好些日子，一个黄昏，我为试试自己的勇气，才又登上了停在红牌下面的公共汽车。赖飞路虽仍奔驰着载了爵士音乐的摩托车，但细长杆柱上的灯光可昏暗多了，像哭肿了的眼睛。沿着赖飞道，我拖了沉重的脚步，撩触着松针，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针尖的刺痛了。烟囱那傻家伙依然纡吐着无名的浓黑怨气，烟雾弥漫四周空际。学堂圆形建筑仍如一尊弥陀那么仰天晾肚。晚祷钟声响彻原野，永像叮嘱着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灯光，连楼角的残光也永灭了。我好像听到远方有沉重的金属声穿过这墨色天空，即刻有无数星花在我眼前迸发。狂诞的夜，现实的装帧者，我再不敢向前迈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开始搓揉起听众的神经，许多只手又响朗地划乱起骨牌来。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来。

    廿四年九月十三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