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抽象形式的经济劳动过程

科学的任务。这样一来，技术便与科学发生了直接联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理论科学思想的发展。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抗性质，机器在技术上比手工劳动工具完善，势必要降低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的作用。机器越完善，它在生产过程中代替工人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在现代条件下领导生产过程的，不是工人，而是占有机器的资本家，所以，资本家把机器变为反对工人的技术力量。机器不是劳动者的奴仆，而是他的得势的敌手，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机器，成为资本家手中反对工人的最好工具。以往和现在，每每都是在工人大罢工之后，采用新的机器，这是因为资本家深信活劳动工具不能俯首听命，而不得不求助于死劳动工具。因此，工人习以为常地把机器视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织布工人攻击纺织厂，捣毁织布机，以为是织布机使他们失去生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把他们交给资本家摆布。

    然而，工人阶级之所以感到机器的推广使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当然不在于机器。机器，就其本身来说，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现代的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的源泉。如果说社会财富的这种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地位改善不大，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社会的生产条件，归咎于具有对抗性质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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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程共分五篇：国民经济概论、生产、交换和分配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从法国政治经济学分类学家萨伊以来，政治经济学一般教程通常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篇。但是，消费一篇在政治经济学中命运不佳。诚然，其他各篇的内容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消费部分已经存在多年，却始终不能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用别的内容来填补它。通常在这一篇中阐述有关经济危机、保险、消费合作社以至工人家庭收支情况等方面的理论。可是，所有这些方面的论述都分别能够在其他各篇中找到。至于说消费理论，就其本义而言，一般地说，是极其不完备和不充实的。

    因此，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建立系统论述的消费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当前首要的任务，我对此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与杜林一致认为 [10] ，消费部分之所以在经济学中探讨得很少，是因为它包括在这门科学里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问题在于消费绝不是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消费在经济科学中不应占有一席地位。须知，全部人类生活不是别的，而是消费。如果说消费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对象，那么，政治经济学就应当包括全部关于人类的科学。钢琴演奏是钢琴的一种消费，也就是说，从这种观点上看，钢琴演奏理论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了。正是由于不能把消费塞进经济领域，所以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消费这一篇的内容才是空洞无物的。 [11] 通常写进消费一篇的东西，仅仅是因为需要填补篇幅而加进去的。

    例如，经济危机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其明显的联系，但它们绝不属于消费现象。没有一种危机理论认为消费领域是危机的最终原因，甚至所谓“消费不足”的理论也认为危机的最终原因不在消费领域，而在分配方面。至于谈到保险，从理论角度看，它是交换行为，我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证。消费合作社，只是由于名称的巧合才归入消费这一篇中，然而，它们是采购即交换的机构，而且是在与商业企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消费合作社理应在交换一篇中占有一席地位。最后，工人家庭收支情况因与工资有关而不能不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它应当归入分配这一篇。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生产这一篇却是从土地、劳动和资本所谓生产三要素理论开始的。我认为根据下述理由不可能遵循这个惯例。首先，生产要素的理论本身我认为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从技术观点看，对于按生产中作用力量进行的这种分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适合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分类，对经济学家来说却很不适宜。正如本书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所作的分类，应当从人类个体的最后目的的观念出发。其实，如果把工人跟他的劳动工具和土地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显然是把工人看做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分类是危险的，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中应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点弄得模糊不清。在实践上，这种分类使政治经济学大受其害，并把它们许多论点完全打乱了。只要指出这种分类法的作者萨伊的分配理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把工人跟资本和土地等同起来，是萨伊替非劳动收入辩护的手段。总之，生产三要素论是掩饰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生产工具，因此，这个理论在承认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是目的本身的政治经济学中不应当有它的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基本论点之外，生产三要素论绝不适用于起整个生产理论的试金石的作用。它把系列完全不同的三个要素，进行对比，因而不可能正确地阐明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即使在丘普罗夫的深思熟虑的教程中经过修改，但还是不妥当的。丘普罗夫主张产品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他完全正确地指出：“从经济观点来看，自然力和资本的相互促进，是唯一创造经济财富的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条件。” [12] 然而，他认为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归结为下述“三个主要范畴：第一，与劳动本身有关的条件；第二，与物质和外界自然力属性有关的条件；第三，与资本有关的条件。” [13] 同时，他还逐一地探讨了这些条件范畴。其结果，造成论述的极度混乱。例如，当探讨与劳动有关的条件时，却不得不谈到一部分超出政治经济学范围的外部性质的条件，如居民按年龄、按性别的分配等属于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不得不谈到一部分纯社会方面的条件，如居民按职业的分配，以至于工厂立法等等；这些似乎根本不应当在生产篇的开头占有地位。随后才是关于资本的理论，资本被看做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经济范畴。社会资本再生产，如所周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交换进行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深奥学说正在展开。所有这一切，造成某种极其混乱、支离破碎的情况，比方说，要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就得事先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实现的规律。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循环的学说，是政治经济学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可以放在教程的末尾，在说明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以后加以论述，无论如何不能放在教程的开头来论述。

    本书试图完全摆脱生产三要素的传统理论。本章主要是以抽象的形式把生产过程作为逻辑的经济范畴加以考察。在以下几章中将考察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历史演变的社会形式。

    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可以看到关于所谓的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 的论点。这种分类在政治经济学中，当时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主要来自重农学派，他们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根据是，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财富。亚当·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分类观点，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任何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此后，经济学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特征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法国经济学家倾向于扩大生产劳动的概念，使之包括一切有用劳动，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却始终信守斯密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觉得，这是孔德指责的经济学家专爱作那种经院式争辩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14] 。实际上，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经济科学有什么必要呢?这种划分，对于重农学派来说，倒有十分确定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劳动对于国民经济是最有效用的劳动。但是，斯密早就与这种观点完全割断了联系，并极力主张上述分类跟承认各种社会劳动都有或大或小效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划分将失去任何科学的意义。实际上，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对政治经济学来说真正重要的划分，即把劳动分为经济劳动和非经济劳动。后一划分，对经济科学正确规定其研究范围是很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无须证明的。本教程也采用这种划分。既然如此，就肯定不能同时再保留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传统划分了。 [15]

    参考书目

    一般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88年，第3版。

    K. 毕歇尔：《劳动与节奏》。

    桑巴特：《劳动和劳动者组织》，1901年。

    勒洛：《理论运动学》，1875年。

    努瓦雷：《劳动工具》，1880年。

    恩斯特·卡普：《技术哲学的基本路线》，1877年。

    盖格尔：《人类发展史》，1878年。

    原始民族的技术：

    摩尔根：《古代社会》。

    利珀特：《文化史》。

    E. 哈恩：《家畜与人类经济的关系》，1896年。

    毕歇尔：《原始部落民的经济》，1898年。

    现代的技术和技术发明史：

    伯恩斯：《大英帝国棉制品发展史》，1837年。

    詹姆斯：《毛纺制品发展史》，1857年。

    费尔亨：《机器操作的针织品和花边织物制品发展史》，1867年。

    库克·泰罗：《工厂史体制导论》，1886年。

    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译自英文，1898年。

    卡马奇：《工艺学说史》，1872年。

    勒洛：《蒸汽机简史》，1891年；《关于工程力学史话》，1885年。

    马乔斯：《蒸汽机发展史》，1901年。

    库利舍尔：《资本家利润的演变》，1908年，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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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毕歇尔：《劳动与节奏》，第3版，第342页及以下各页。

    [2] 如何使经济劳动带有愉快性质的问题，是傅立叶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之一。毫无疑义，傅立叶在这方面谈了许多极为正确的观点，虽然他的基本论题（在“和谐”的社会制度下任何劳动都是愉快的，任何外来劳动动机的必要性都将消失）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对这一论题的分析批判，请参看拙著《现代社会主义》，1906年，第187——190页。

    [3]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创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4页。）

    [4] “人制作装饰品要比制作服装早，服装，就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是别的，正是一些装饰品改制而来的。”（利珀特：《文化史》，1885年，第1卷，第175页。）

    “澳大利亚野蛮人穿戴的东西，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装饰品。”（拉采尔：《民间艺术》，第2卷。）

    “奖章和服装的起源是同一根源。穿连衣裙，像挂奖章一样，首先是希望引起人们惊奇。”（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898年，第412节，第210页。）

    [5] 桑巴特：《劳动组织》，第36页。

    [6] 纺纱机的发明史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多次论述过。这次发明的推动力，显而易见，是一批较老的研究家。不妨参看E. 伯恩斯：《大英帝国棉制品发展史》，1835年，第117页等。

    [7] 参看马乔斯：《蒸汽机的发展史》，1901年。

    [8] 参看Д. 戈尔德加密尔：《物理学一百周年》（载《俄国思想》，1902年，第2期）。

    [9] 勒洛：《理论运动学》，第38页。

    [10] 杜林说：“所谓消费理论，不得不归结为对奢侈和非生产性消费的枯燥无味的见解，但是，它必然要处处起着十足多余的附属作用，或者同样地起着有价值的补充作用。”（杜林：《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教程》，1892年，第2版，第9页。）

    [11] 巴扎罗夫先生正确地指出：“消费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也许只是出于误解。”（《生产劳动和创造财富的劳动》，1899年，第6页。）

    [12]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第74页。

    [13] 同上书，第80页。

    [14] 我敢确信这一点，尽管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几乎用了两百多页的篇幅来专门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但是，正是马克思这些论点才使我坚信整个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完全是无益的。即便是马克思也不可能从枯萎的无花果树上摘下任何果实。马克思经过广泛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 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 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第426页。）这样的定义要多少都行，可它们又有什么用呢?根据这个定义，凡在自己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在农业资本家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为自己干活的农民的劳动尽管是非生产劳动，但却创造了产品，并按马克思的看法，是具有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这样一来，竟然有生产产品并具有生产率的非生产劳动。

    [15] A. A. 伊萨耶夫令人信服地批评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观点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生产劳动应当认为是任何有用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无用劳动。他说：“我们认为一切无效用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7页。）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不如说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要简单得多，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创造新术语，何况还可能对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这种深刻的科学重要性抱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