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旧作：驳袁子才《论语解》

家国。千古下，犹不能不为之痛惜也，荆轲何足论哉！

    曹参论

    继萧何以相汉者，曹参也。参之于汉，功不及何，然终参之世，汉室宁谧，百姓无扰，不可谓非参之贤也。当参之被召去齐，语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此则参终身所恃以为治者耳。其相悼惠王也，召长者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致无所适从，乃求治道于黄老。此其清静无扰之所由来乎？观其语惠帝之言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则其所秉可知矣。虽然，非即此即可以致治也。参承萧何之后，何佐汉高，手定天下，除秦苛政，定为汉制，务极宽大，百姓安之。当参之世，秦之遗民犹有存者，故以雍容遵守为治。处参之际，居参之地，舍是更无他术也。不然，夫乌有专事清静而可以为治者哉？

    降及孝武之世，治狱务极惨急刻深，司农立均输、平准诸法，而狱市互扰。后世儒者益取证以贤参，不知终汉之世，遵参之法，亦必不足以为治也。使参而处孝武之世，亦必不以清静为治也。因时制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参特承萧何之后，为一时法耳，夫岂欲为万世法哉？

    刘晏论

    经曰：“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之说时君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昔者窃读之而疑焉。夫义与利，显然判为两途，而不容并立者也。必曰以义不以利，则国何由富？食何由足？国不富，食不足，覆亡之不暇，更何以图治？乃读唐臣《刘晏传》，而始释然于以义为利之说也。

    当肃宗时，安史为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兵戈遍地。晏以一身当度支、转运、盐铁等使，布置裕如。首疏浚汴水，以使转运；置递相望，以报四方。物价、食货，轻重之权皆在掌握。诸道置知院官，藉报旱潦丰歉。丰则贵籴，歉则贱粜，以谷易货，以供官用。盖由是而国、民交得其利。而考其为政之初，曾无一事不以养民为首务也。民有所养则货财足，货财足则赋税增，知所务哉。其言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出纳之事虽至细，必委之于士，是又知人善任，无异夫其措施易于藉手，而事易于致治也。若刘晏者，是殆圣人之徒，王道之佐欤？后世之人徒以理财称刘晏，失刘晏矣。

    异端辨

    佛、老非异端也，异端非邪道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是善取譬夫端者也，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为仁、义、礼、智之端也。若夫荀、庄、杨、墨之流，则舍是而不言，必矜奇炫异，恣其诙诡之辩。故或言性恶，或主汩智，或为我，或兼爱。其发端也如此，而观其指归，则又曰必止于仁、义、礼、智也，貌为圣人而行实诡异。

    战国之世，纵横舌辩之士盈天下，而此辈厕焉。其足为人心世道之害，每被其蛊惑而不知，盖德之贼也。孟子生际其时，惧其为害，故距杨、墨放淫词，惟恐不力。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杨氏立论，固未尝建无君之言也，使昵信之而不疑，不沦于无君不止。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氏立论，亦未尝以无父为教也，使沉迷之而不返，必沦于无父而后已。此异端之可惧，孟子之所以深恶而痛绝之，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自孟子拒之之后，杨、墨之书虽尚传于世，而儒者莫不知为异端，而不敢近之，周孔之道乃昌明于天下，孟子之功伟矣。

    至若佛、老之辈，侈谈虚无寂灭之不足，又加以断绝情欲，澌灭五伦，借鬼神诞妄之辞，以蛊惑愚夫愚妇，是直持邪魔之说以自成一教者。非独三代无是说，汉以前亦无是说也。然则孔孟所恶之异端，其非佛、老可知也。后世儒者欲自附于圣人之徒，而无从得其门径，因读孟子“能拒杨、墨”一语，遂妄欲借此以觇圣道。而后世杨、墨之说久已不行，拒无可拒，适佛、老之教流入中国，遂指为异端，而力与之争。不知弃父母，绝妻子，明恣其无父无君之言，以行其邪教，非愚而不肖者不为所愚；虽杨、墨见之，亦且不齿，置而勿论。已尽处之之法，乃必欲夸张圣道而与之争，是非独圣人之罪人，抑亦杨、墨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