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的创造和美感

    我们现在讲美的创造和美感。在以前各章所讲的，本来都是美的创造和美感的事情，然而我们还有特别提出“美的创造和美感”这个题目之必要。

    先讲美的创造。

    我们说过，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其起着中心作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在讲民族形式的时候又说，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正有关乎传统的民族形式的发展。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再加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便是我们今天创造美的准则。本着我们的准则，就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美学里，是有“创造”这一个词汇的，而且我们重视“创造”的意义。于是有下面的问题必须说明白：

    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里，他主张用“再现”的词汇，对“创造”一词他每每加了引号，恩格斯所下的现实主义的定义，“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用的是“再现”，我们现在用了“创造”，是不是将会产生艺术高于生活的倾向呢？

    二、还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是不是认为艺术比生活更美呢？

    如果发生了上面的两个倾向，那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肯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和美的关系就是如此。“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决不是说艺术高于生活，决不是说艺术比生活更美，这是说明人民对美的要求，这是说明美之所以为美，人民对美的要求就是人民对生活的要求，美之所以为美就是有它反映生活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概括为六个“更”字。艺术美确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它不是普通实际生活的一张照片。“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和“普通的实际生活”的比较，不是“艺术”和“生活”的比较，在这比较当中就是没有“更美”的字样，这不很明白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不能有比生活更“美”的东西，只是要求表现生活的本质方面。对人类社会作阶级的分析，就能发现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能发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我们今天是不怕有“理想”的，是不讳说“创造”的，因为我们是自觉地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创造，都是为得革命的实践，为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美学上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反对空中楼阁，反对闭门造车，总而言之反对主观的东西。更不像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美”是以粉饰为能事（因为是剥削生活，当然要粉饰的），我们的美，可以用新民歌的四句话来形容：“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米粮。”列宁说得好：“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行动的指南，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也应该指导美的创造，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根据我们的体会，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总结了从古以来艺术的表现手法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手法，这一层我们在“民族形式和美”那一章里已经讲了；再一层意义就不是艺术手法的事情，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大事，等于列宁所说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我们要敢于有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理论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最有说服力。当然，艺术手法也和世界观有关，和时代有关，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的范畴所能范围得了，美学上我们应该说“创造”，“再现”就有些不合乎要求了。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创造”一词用了引号呢？比如他说：“现实生活的美是超过‘创造’的想像之产物的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对的，我们只读他的话：“历史并不自以为可以和真实的历史生活抗衡，它承认它的描绘是苍白的、不完全的，多少总是不准确或至少是片面的。美学也应当承认：艺术由于相同的理由，同样不应自以为可以和现实相比，特别是在美的方面超过它。”这在历史唯物论出现以前是最正确的见解。我们也可以推知他所指“创造”到底是什么？比如他说：“在诗歌作品中，坏事（通常）总是坏人所作，好事总是好人所为。在生活中，人常常不知道谁该责备，谁应赞美；在诗中，荣誉和耻辱总是分得很清楚的。可是，这到底是长处呢还是缺点？————有时是长处，有时是缺点；但多半是缺点。这样一种习惯做法的结果是不是把好坏两方面都理想化了，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不是把它们夸张了”？这种“理想化”，这种“夸张”，可以说是历史上西方的美的倾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莎士比亚就有过微辞，他说“莎士比亚失之于华丽和夸大”。他又说他对俄国的东西“有些偏爱”，“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的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叙述简洁明快。”我们认为这不是“偏爱”，俄国作家所反映的，是要接近生活些。可是他又说过，“很多人要求讽刺作品中包含‘可以使读者倾心相爱的’人物，这原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要求；但是现实却常常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有多少事件并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参与在内；艺术几乎总是顺从这个要求，例如在俄国文学里面，不这样做的作家，除了果戈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人。就是在果戈里的作品中，‘可爱的’人物的缺乏也由‘高尚的抒情的’穿插所弥补了。”我们认为这也完全是正确的，可是真实地“再现”生活，在历史上确实是难能可贵。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美是生活的再现，而对“创造”一词每每加以引号，正因为历史上的美每每是“美”于生活的，历史上的美学也提不出美应该从属于生活，所谓“创造”，就是“美”于生活、不从属于生活的意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论文的最后说：“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这个论点可谓接近真理，对美的创造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恩格斯为什么用“再现”呢？这个词汇在恩格斯是有战斗作用的，作家如果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不论是半自觉或自觉的————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而恩格斯所批评的哈克纳斯女士，在她的作品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甚至丝毫不想尽力帮助自己”，这就说明对于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如何地不容易，有其显著的倾向是作家主观的“创造”。

    很分明，在我们今天，“再现”一词就不够，我们要创造，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天的美和历史上的美其内容完全翻过来了，历史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能包含有人民性，而我们今天是工农兵文艺方向。再现生活，进而说明生活，判断生活，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也还是从知识分子个人的愿望出发，而究竟什么叫做“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不能作科学的回答的，我们今天则有了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所说的生活就是人民的生活。我们又明确地认识到“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说我们再也不做过去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我们是革命干部，首先要作家自己工农化。深入到普通的实际生活之中，体会了生活之美，如在我国农村合作化之前认识了贫苦农民奔向社会主义的愿望，那就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有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现实中有许多的事件，人只须去认识、理解它们而且善于加以叙述就行”，在我们今天到处有这样美妙的散文，像《挡不住的洪流》里面的《草苗争长》和《激流》，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同时呈亘古未有之奇观。在这样的群众生活的基础之上，我们当然要求创造，梁生宝这个典型就是作家柳青创造的。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梁生宝可能叫做王家斌，如柳青的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里所写的，比起特写集的王家斌来，小说人物梁生宝是“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是人民生活还在淹没的时代所应当提倡的，“再现”就是给作家以提醒，要他们忠实于客观现实，不可局限于个人的主观。我们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美是工农兵方向的美，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按本质说，创造就是创造英雄人物。我们的英雄人物，如梁生宝是劳动人民。我们如果研究劳动人民李和清（《草苗争长》的主人公），他无疑完完全全是照实际生活的原样子写的，他的生活就是现实和理想结合，他领导他的互助组修马鞍山的路，其所遭遇的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们读起来比读《西游记》唐僧取经的遭难显得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有社会基础的，是总结群众生活的经验的。在美的创造方面，我们确是怕落后于形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再现”，恩格斯的“再现”，是因其时的作家还没有认识生活，群众生活还远远没有提到美的课程上来，我们今天则党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号召，内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大众知识化，我们的美是工农兵的方向了。把劳动人民的典型，创造得比实际生活当中的人物更高，更强烈，更理想，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在我国古典文学里就有这个宝贵的传统，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就是杜甫写的唐代的农民，这个农民就够理想的了，他有着“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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