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神经症竞争

性和女性的生活范围是严格分隔开的。然而，由于这种破坏性的特征，神经症竞争导致的劫难往往比普通竞争更严重。

    在爱的关系中，神经症患者挫败、压制和羞辱对方的倾向极具重要性。性关系要么变成压制和贬低对方的一种手段，要么变成被对方压制和贬低的一种方式，这个特点与性的本性全然相悖。在男性的恋爱关系中，最常出现弗洛伊德称之为分裂的情境：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只为低于他标准的女性所吸引，而对于他喜欢和倾慕的女性，既没有渴望，也缺乏性能力。对于这类人，性关系与羞辱倾向密不可分，因而面对他爱的人，或是他可能爱上的人，他会迅速压抑性渴望。这种态度常常起源于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会使他感到羞辱，还会使他想要羞辱回来，但出于恐惧，他把这个冲动藏匿于一种过度的爱慕之中，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固着。为了今后的生活，他找到一种解决途径，即把女性分成两类；对于他喜欢的女性，其表达敌意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挫伤她们。

    如果，这样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交往，而这个女人在地位或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或是更优越，他就会常常暗自为她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自豪。他可能会为这种反应感到异常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个女人并没有因为发生了性关系而失去价值。他所意识不到的是，他想要通过性关系来贬低一个女人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情感上，他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变得拙劣不堪。因此，对她感到羞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一个女人，同样可能毫无缘由地对自己的爱人感到耻辱，表现方式是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他在一起，或对他的优秀品质熟视无睹，因而对他的欣赏不如他实际应得的。精神分析揭示了她具有这种贬低伴侣的无意识倾向[1]。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这些倾向，但出于种种个人原因，这些倾向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尤为突出。这些个人原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对受偏爱的哥哥的怨恨、对懦弱父亲的轻视、由于没有魅力的信念而期待被男性拒绝等。同样，她也可能极为害怕女性，以至于想要在她们身上施以羞辱。

    和男性一样，女性也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意图压制和羞辱异性。一个女孩可能出于一个坦率的动机而开始一段恋情，即让男人受控于她。她也可能会诱惑男人，一旦他们回应了她的爱意就抛弃他们。然而，羞辱的渴望往往都不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显露于许多间接的形式。例如，在强迫性嘲笑男性的求爱中就表现得很明显。或是采取性冷淡的形式，借此向他表明，他无法带给她满足感，从而成功羞辱他，尤其是当他自己也神经症性地害怕被女人羞辱之时。这种景象的反面情况（常常见之于同一个人）则是感觉因为性关系而被虐待、贬低和羞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性将性关系视为羞辱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这个关系是合法的、中规中矩的、冷冷冰冰的，这种羞耻感才会有所消减。这种文化影响在最近30年里逐渐减弱，但仍然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何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她们的自尊。这一点也导致了性冷淡，或使她们远离所有男性，尽管她们是渴望与他们接触的。通过被虐幻想或性欲倒错的方式，女性也可能在这种态度中获得次要满足，但她之后就会对男性产生敌意，因为她预感自己会被羞辱。

    一个深深质疑自己男性气概的男子，很容易怀疑自己被接受只是因为这个女人需要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真心喜欢他；因此，由于这种被虐待的感觉，他会开始怨恨。或者，一个男人可能把女人缺乏回应视为一种无法容忍的羞辱，因而过于担心她能否得到满足。在他自己眼里，这种极度的关怀就是体贴。而另外，他又可能粗鲁、不顾及他人，从而揭示了他对这个女人满足感的关心，只是他自己对抗羞辱感的保护手段。

    掩盖这种贬损或挫败动机有两种主要途径：赞美的态度，或通过怀疑论诉诸理智。当然，怀疑论可能是开诚布公地表达既有的理性分歧。只有明确排除了这种坦率的怀疑，才有理由去寻找其隐秘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十分表面化，因而即使只是质问他的怀疑的合理性也有可能导致焦虑发作。我有一个病人，每次会谈都粗鲁地贬损我，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了。之后，当我只是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怀疑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时，他便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之中。

    如果贬损或挫败的动机被赞美的态度所掩盖，这个过程就更为复杂了。暗地里渴望伤害和践踏女性的男性，在他有意识的观念中，可能会把女性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总是尝试挫败和羞辱男性的女性，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和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都可能对价值和伟大有真挚的感受，但神经症患者态度的特殊特征在于它是两种倾向的折中：盲目地崇拜成功，不在乎崇拜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愿望；掩饰他对成功人士的破坏性愿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也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冲突更经常关乎女性，因为对于男性，有更多煽动他们追求成功的外界事物，也有更多成功的可能性。设想一个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有的成功或成功的潜力吸引了她。由于我们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丈夫的成功，只要这个成功持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些许满足。但她处于一种冲突情境之中：她因为他的成功而爱她的丈夫，但是同时又为此而憎恨他；她想要摧毁它，但从另一方面说，她又想要间接地享受它，因而犹豫不决。这样一位妻子，可能背弃她想要摧毁丈夫事业的愿望，通过奢侈挥霍来威胁他的经济安全，通过令人萎靡不振的争吵来扰乱他沉着镇定的心境，通过暗放冷箭的态度来动摇他的自信心。或者，她可能冷酷无情地督促丈夫去追求越来越大的成功，丝毫不考虑他的个人福利————这就暴露出了她的破坏性愿望。这种怨恨可能在任何失败的迹象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尽管在他的成功过程中，她可能曾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充满爱意的妻子，但现在她会跟自己的丈夫作对，而不是帮助他、鼓励他。因为只要她还能够插手丈夫的成功，这种报复就会被掩盖起来，而一旦他表现出挫败的迹象，这种报复就会公然显露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行为，都可能打着爱和赞美的幌子继续下去。

    另外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说明爱是如何被用来补偿由野心引起的挫败动力的。有个女人曾经自力更生，精明能干，事业有成。结婚之后，她不仅放弃了工作，还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态度，似乎放弃了所有抱负————把这些说成“变成真正的女人”更适宜。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期望找到一个同甘共苦的好伴侣，反而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协助他的事业，而是让自己委身于他的羽翼之下。经历了这种变化的女性，会神经症性地担心自己的潜力。她隐隐觉得，嫁给一个成功男士或有潜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稳妥地达成她自己的抱负，甚至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倘若只是这种情境，还不一定能引起障碍，反而可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神经症女人的内心反对自己放弃野心，对她的丈夫产生了敌意，而且根据神经症患者全或无的原则，她不知不觉感到茫然空虚，最终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这种反应类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找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使成功成为男子汉的标志。如果情形反转过来，女性变得比男人更强壮、更聪颖、更成功，男性也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反应，由此可证，这种反应类型并非固有的女性特质。因为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男性————除了在爱的领域————应当具有各方面优势。就男性而言，这种态度很少伪装成赞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现为直接蓄意破坏女性的利益和事业。

    竞争精神不仅影响了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甚至还影响了择偶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在神经症中所看到的，不过是放大了的景象，这些景象在竞争文化中往往是见怪不怪的了。正常的择偶常常取决于对威望或财富的追求，也即是基于性以外动机。对于神经症患者，这种决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导性，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支配权、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罢不能、更不屈不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严重变质到他无法作出任何恰当选择的程度。

    破坏性竞争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去加深同性恋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一种性别的人完全不与另一种性别的人交往，借以避免平等的性竞争；第二，它所引发的焦虑需要通过安全感去弥补，并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依附于同性伴侣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师是同一性别的，就常常能观察到这种破坏性竞争和焦虑与同性恋动机之间的联系。这类病人可能会经历某个吹嘘自己的成就、贬低分析师的阶段。一开始，他会采取一种伪装的形式，伪装到他自己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的程度。然后他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但他的意识仍然与他的感受脱节，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动他的情绪到底有多么强烈。接着，当他开始逐渐感觉到他对分析师的敌意并感觉越来越不自在————多梦、心悸、坐立不安————之后，他就会忽然梦到分析师拥抱他，然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幻想并渴望与分析师有某些亲密的接触，因此显露出他缓解焦虑的愿望。在病人最终觉得能够面对这种竞争性问题之前，这一系列反应可能都会循环往复很多次。

    因此，简而言之，赞美或爱可能会被用来补偿挫败动机，不让自己意识到破坏性冲动，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起无可逾越的藩篱，从而彻底消除竞争；提供一种对于成功或参与成功的替代性乐趣；抚慰竞争对手，从而避免报复。

    尽管神经症竞争之于性关系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此，但这些讨论已经足以说明它是如何损伤两性关系的。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两性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这种竞争又成了焦虑的来源，使得良好关系变得愈加难得，这个问题也因此格外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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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多里安·费根鲍姆在一篇论文中记录过这类案例，这篇论文发表在《精神分析学季刊》，标题为《病态的耻辱》。然而，他的阐释跟我不同，因为在最后的精神分析中，他将这种耻辱追溯到阴jing嫉妒。许多精神分析文献中，都将其视为女性的阉割倾向，并追溯到阴jing嫉妒，但在我看来，这种耻辱来源于羞辱男性的渴望。